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和“时事新报”馆，都有代表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上演。

“欢迎派和反对派都误解了泰戈尔”

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就在一派崇拜赞扬声中，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把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看作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似乎是在消磨中国人的革命意志。实际上，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泰戈尔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