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关于尚未出嫁的女户主，在出嫁后如何恢复对原有财产的控制和恢复其户主身份，《二年律令》中的《置后律》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以这条简文看，汉代已明确规定，凡因父母死亡而继承户主的女性在出嫁时，其田宅可以纳入丈夫的田宅范围，但如果两者的宅舍不是比邻，则妻子的宅院不能纳入丈夫的家中;如果该女子被遗弃，那么，她便可以在丈夫死亡之后，重新索回自己的田宅、财产，并且重新获得户主地位。

最后，关于丈夫死亡、由寡妇继立成为户主后，如何享有田宅和爵位的问题，《二年律令·置后律》也有明确规定。如：“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再结合“女子比其夫爵”的简文就可认定，在汉初，如果寡妇继立为户主和继承人，国家按律授予田宅，并且可以比照以子男继承亡父户主和爵位的相关权益。

结合1999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相关材料看，以女子为户主的现象在孙吴初期的长沙郡临湘侯国中亦存在。所以，从历史的延续性规律来看，西汉初年到三国孙吴初年的400多年里，出现汉初保护“女子”继承权及家庭控制权方面的严密法规与孙吴时期“女户”的存在，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充分说明“女户”现象实际上是汉魏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在经历几十年战乱之后，汉初社会不仅存在着大量的以女子为户主的“女户”现象的可能性，而且也正是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为汉代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条文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汉初国家之所以在严禁“为人妻者不得为户”的律令条件下，能够制定出详细的法律法规来严格保护寡妇、女儿、母亲、女同产和祖母在财产继承权和家庭控制权方面的权益，并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顺应汉代社会时代要求所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