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在首届健康中国高峰论坛上呼吁：我国有关部门对于将体检费用纳入医保的事宜，“应尽早有一个合理安排，并制定出时间表”。这已不是首次见到权威专家类似的议政建言，针对的正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亚健康、慢性病问题，而一段时间以来的数位中青年业务骨干“过劳死”，更加剧了各界对这一建议的支持与期待。

从新闻界的笔杆子，到工程界的技术男，从高校教师到“白衣天使”，屡见报端的“过劳死”概括起来大抵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年轻，无论男女都在35岁上下，正处于家庭和事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二是无前兆，一般不是什么太大、太要命的病，大都是突发的加班压力诱发的猝死；三是完全能够“治未病”，既可以通过锻炼以及定期体检排查，也离不开各方面压力的有效缓解，尤其是，非正常连续加班已成了过街老鼠般的“第一杀手”。

詹教授的建议，为此给出了具体的经济政策出路。以往对此的建议无非是个人注意、呼吁企业文化革新，往往难以操作，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当我们从经济层面透视“过劳死”问题，无非就是个体劳动者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平衡。一方面，拼命加班是不正常企业激励制度的反映，需要劳动监察部门经济处罚手段的介入；另一方面则要看到劳资之间天然的对立关系，需要考虑外部的政府干预。

比如，詹教授提出的体检费用纳入医保，便是一个明例。医保的支出主要来自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国家转移支付等统筹，实际上是公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良性过程。如果建议成行，则标志着国家强制力对企业员工健康权的积极维护。再进一步，对大病、特殊病、慢性病以及特殊岗位的体检监护，也要提上日程，有些常年夜班、常年高空高海拔作业劳动者的权益，更要依法强制维护。

说到底，健康权关系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志，更关系着一家企业的长期发展。心系员工，主动来缓和劳资关系、追求劳资和谐与劳资两利的公司治理结构，才值得称道，才有可能在竞争环境中谋得长期生存与发展。当然，企业家在商言商，过分的道德要求并不靠谱。只有外部力量通过经济杠杆的运作，把保险、罚款，甚至税收与信贷的奖惩充分运用起来，才能把该发的夜班费、加班费强制催发到位，倒逼不人道的劳动方式消亡。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过度加班、“猝劳死”以及对普通劳动者权益的漠视，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不可避免的先天性疾病。走出这个阶段，治愈这种疾病，最好的药剂就是对劳资关系平衡的法律保护。企业把目光放长远，劳动者别心急一时，政府部门有所作为，“体检入医保”等建设性意见才能越来越多，逐步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