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沥小雨，泥巴路是湿的，空气是湿的，眼眶是湿的。45岁的赵殿江背着半袋苞谷登车去了县城。

3辆中巴车，载着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上冲组的18户老少，载着18户老少的细软家当，别了木耳山，下到苦李冲，顺着涟江河，从泥巴路颠上水泥路，又从水泥路驶上柏油路。

离家这天的日子是公历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七，前两天，是中元节，当地叫“七月半”。照例，上冲组的男人们，提着纸钱，提着香烛，提着酒水，沉默着分头往山坡上的祖坟走去，人从来没有聚得这么齐过。

坟前点上香烛，燃着纸钱，洒过酒水，便一个个把额头砸在地上，再抬起来，有的满眼泪水，有的满脸欣慰，有的喃喃地跟仙逝已久的先人交流着什么。赵殿江面无表情，脑子里一遍遍过着小时候父亲背他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过着他自己年轻时候背三个儿子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

“三个儿子都是从一年级背到二年级，一背就是六年呀！”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经开区明田安置点的新居里，赵殿江点燃一支烟，神色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悲壮。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未停歇。贵州更是如此，即便在贵州大山深处生息繁衍数千年的苗族同胞，至今依然自认蚩尤后人，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徙至此；更不用提始于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8万三线建设者入黔，揭开了贵州工业化发展的大幕。

时至今日，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命运的移民迁徙正在云贵高原腹地上演。与往昔由外而内移民不同的是，这次迁徙由内而外，搬出世居的大山，作别眷恋的土地。故园，不再是“肠断处”；山外，“日夜柳条新”。

生 存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养老送终，承祀香火。”

75岁的赵登银眯缝着眼自问自答，天阴起来，背后是黝黑的山峦。

上冲组的赵氏一族在贵州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算不得名门，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旺”族。赵登银的父母养活了6个姊妹，而他这一辈兄弟又拉扯起来16个子侄，“和外姓人争地抢水，没落过下风。”

而这旺族的荣光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渐渐消退，随着务工热潮席卷大江南北，这个处于麻山边缘的小山村亦被裹挟其中。最先走出去的是头脑活泛的几个刘姓年轻人。起初，当这些外姓人衣着光鲜地回到村里大谈省城贵阳和东南沿海大都市的繁华陆离时，赵登银心里只是报之轻蔑的讽笑，“踏踏实实守着这几亩地，拉扯好子孙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