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撷英
在1992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知识经济”与“知识工作者”的概念。他进一步提出，知识从“存在”变成了“实干”，从个人利益变成了公共利益。书中，他说出了那句名言“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这句话的力量不亚于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
德鲁克把知识的应用分成了三个阶段：从1750年开始的第一阶段，知识被应用于生产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从而创造了工业革命；从1880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知识被应用于工作，从而引发了生产力革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阶段，知识被应用于知识本身，从而产生了管理革命。在德鲁克看来，提供知识以找到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就是管理。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观念后来热门多年，但基本上没有离开德鲁克所界定的概念。后来最关键的补充来自日本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在1995年出版的《创造知识的企业》中，他把企业看成创造知识的组织，他从企业视角出发说，“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虽然知识经济常与信息经济一起讨论，但不管是德鲁克还是很多后续探讨这个议题的人，都没有真正赶上之后25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们因而看到对于知识经济的论述很多是停留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被创造出来的部分原因，是科学界为了进行学术知识与信息的交流。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信息与知识的存储、交换和创造的载体，它超越了德鲁克和野中郁次郎所说的组织，成为知识的栖息地。
自互联网商业化以来，人们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来改变媒体、改变零售、改变社交、改变服务交易，人们也在设想着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未来，但知识似乎从未成为互联网产业的热点。直到2016年，突然间一个转折点出现，知识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准确地说，互联网成了知识传递与交换之地。
在中国，收费知识产品与服务突然间掀起一波大浪潮。更特别的是，中国似乎成为互联网知识产品的创新之地，部分原因是，过去在中国市场没有足够多和足够好的知识产品供应，我们作为消费者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知识产品消费习惯。在原来知识产权保护到位、内容与教育形式丰富、专业知识服务丰富的美国等市场，反而可能呈现一种所谓“发达社会的诅咒”的状态，不易出现相关的创新。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移动社交和自媒体的高速发展，使得新形态的知识产品与服务更容易涌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