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家以自己独特的学科视角对社会转型理论进行了阐释，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力、运行机制、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巨变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逐渐摆脱了西方学术话语的藩篱，开始形成基于本土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分析中来。
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共时态的，在分析时应进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
长期以来，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模式时，往往采用的是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但当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于本土实践时，往往会发现其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国家”和“社会”这两类系统的存在，由此可能忽视西方社会理论建构中复杂和严苛的理论前提。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历史演进，中国社会转型既有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有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即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因素“时空压缩”的现象，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是建构性的，又是共时态的。基于这一认识，在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上，应该进行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力求更贴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全面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整体面貌的同时，把握其本身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从某种程度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并不是一个完全被理论设计所主导的实践过程。社会研究应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过程中，针对各个阶段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转换思维视角与认知方式，梳理清楚“国家权力”与“社会活力”之间的边界、功能，并在不断破解社会难题的同时推动下一阶段新的社会创新，以社会体制与社会治理的变革作为主导性因素，由此推动下一步的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进步。
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脱嵌”，倒过来会制约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主要取决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双向动力”配合。就社会内部的驱动力而言，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往往既需要国家的推动，也需要民间力量支援。这两种力量的很好配合是一个关系到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力量的推动必须转换成广泛的深入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民间的各种力量也必须被纳入到国家的理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