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而我在研究时，努力贯彻人的主体性原则，强化历史逻辑的关联及其展开过程，坚持以审美为中心进行多角度阐释，尽可能深入地揭示文学文本的内在含义。我坚信，在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内在含义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趣味，也可以说，浓郁的中国趣味就隐含在文学文本之中。文学文本，是我们探寻中国趣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不是遇见，而是发现

读书周刊：循着这些“趣味”行进，今天的读者是否可以遇见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某种“密码”？

郭英德：当然可以，不过不是偶然地“遇见”，而是自觉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密码，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人的生活观、处事观、世界观等等，从而对中华文化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这恰恰是我数十年乐此不疲地探寻中国趣味的动力所在。

比如，才子佳人戏曲小说横亘明清两个朝代，绵延一个半世纪之久，由好几代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能力等各不相同的作家所创作。但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做整体宏观的研究时，我们不难发掘出其由一定时代、社会、阶级的审美理想所决定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实质上表现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即歌颂世俗的享受和欢乐，向往个体人格的自由与平等。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审美理想在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其的追求最终无法超越古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不可避免地复归古代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在这一意义上，才子佳人戏曲小说可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一个典型样本，为我们提供深刻的文化启示。

读书周刊：21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认知，超越“想象中国”的樊篱，进入“表现中国”的疆域。其中一个类型是——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情和浓厚的“中国趣味”，“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海外学者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学者的探寻，是一种殊途同归吗？

郭英德：“想象中国”和“表现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观建构的“异域他邦”来看待，后者将中国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来审视。海外汉学家“表现中国”有多种类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类型就是，带着浓厚的“中国趣味”，“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即力图在比较文化的视阈中，探寻中华文化足以启发、滋养人类文明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共享、共建和共荣。这种追求，当然与中国学者的探寻殊途同归，两者都指向人类终极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