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方面，首先要压实执法责任。一些基层执法部门，对于打击传销，或多或少存在动力不足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将打击传销纳入地方执法部门的考核之中。其次则是要建立标准化的传销案件处置流程，发现传销组织，工商、公安等部门如何介入、执法力量的配备如何保障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都应有常态化的制度保证，以提升打传的效率与规范；同时也应接受社会监督，开辟常设的监督举报渠道，增强社会打击合力。

另外，鉴于目前传销活动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暴力倾向，以及传销模式产生诸多变种，更具诱惑性与隐蔽性，从打击传销的执法实践出发，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升格和完善传销治理的法律体系，也殊为必要。这有赖于执法实践部门与立法部门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让执法实践过程中所突出的司法短板，能够尽快得到补齐，避免因为制度和法律的滞后，掣肘执法效力，而给传销活动留下生存空间。

传销近年来的传播，与社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就业环境、执法效率等，都有一定联系。这种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铲除和瓦解社会上的传销土壤，真正建造一个“无传”社会，必然需要多个领域的治理配合与联动，打通部门之间的隔阂，实现高效共治。而这次专项整治，仅仅是一个开始。

（作者朱昌俊，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