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栋三层小楼，坐落在安静的居民区内，没有门牌，没有路标。如果不走进去，很难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反传销组织。

民间反传销人士李旭常年驻扎在这里，每天和陷入传销组织的受害者打交道——上世纪80年代末，传销从日本流入中国，在三十年间不断扩散、变种、分门别派。在无数人被“洗脑”的同时，也有一批人进行“反洗脑”，他们被称为“反传销人士”。

在这场传销与反传销的拉锯战中，双方各自围聚队伍、发展话术与技法，形成两个对峙的江湖。只是相比升级换代日益猖獗的传销，反传销却陷入无合法身份、无行业标准的困境，使得这一行业始终在灰色地带前行。

2017年8月5日，天津静海，写有“蝶贝蕾”字样的笔记。视觉中国 资料

“软硬兼施”

从事反传销工作11年，李旭见过各种各样陷入传销的受害者。

在这栋三层小楼里，一楼吃饭接待，二楼是寝室，三楼办公，最多的时候，来了五六拨求助者，整栋楼里挤了三十个人。

李旭把地下室腾出来，提供给上门的求助者暂住，受害者的家人在一旁看着，将其手机没收，不让他跨出协会大门，“有时候也要采取一些传销用的手段。”但他认为，传销组织拿手机是为了蒙蔽和欺骗，而在反传协会，拿走受害者手机是为了断绝其跟传销组织联系。

李旭以前把自己的办公地称为“戒传所”，主动找上门的传销人员通常都是被家人骗过来的，甚至有被绑过来的。刚开始聊天，李旭会隐瞒自己的身份。很多传销人员被带过来，互相交流，“交叉感染”，更容易知道自己被骗了。

找上门来的几乎都是受害者的家人。李旭提前打好招呼，劝说过程中需要“软硬兼施”，在他那间专门设置的劝说屋里，经常有激烈反抗和半夜哭闹的受害者，曾有人因为反抗被劝说而自残，绝食，撞墙。在他劝说过的人中，有20%的人曾出现过强烈的反抗行为。

遇到抵触情绪强烈的传销人员，不听不聊，李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被人撵赶，甚至被拿刀威胁。

按发源地域划分，李旭把传销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属于异地传销的初级版，表现为吃大锅饭、睡地铺，条件比较简陋，而且集中上大课。把人控制住了不让走，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大学生居多；南派传销属于异地传销里面的升级版，相对来说来去比较自由，吃住条件比较好，住一些高档小区，主要骗的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左右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