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开聪展示研发产品

“摘了一顶帽子，填了一个空白”，这是普洱市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下称民药所）所长付开聪对自己科研事业的简要形象的总结。

简要而不简单。1996年4月，付开聪进入民药所工作，至今一直在从事民族医药的研究和生物药业的开发工作。摘掉铁皮石斛是濒危植物的帽子，填写哈尼族医药理论体系的空白，不凡成就的背后，是付开聪20年的执着和艰辛。

上世纪70年代，铁皮石斛被列为世界濒危植物。全国多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抢救性研究，但是规模化种植基本上以失败告终，甚至有专家下了“不可实现产业化种植”的结论。

1997年，付开聪接受产业化种植铁皮石斛的课题。

半年的时间，他在普洱、曲靖、文山等地翻山越岭，不停奔波，终于找到了几株濒临灭绝的“国宝”——野生铁皮石斛。回到单位后，付开聪和同事把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改造成组培室，开始了铁皮石斛的组培育苗研究。一年后，在一家国有企业的支持下，付开聪信心满满地进行铁皮石斛人工种植中试栽培试验。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付开聪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实验，一做就是整整10年。白天在田间地头，晚上钻在实验室里，早出晚归，换来的还是石斛幼苗栽下一批又死一批的结果。

10年间，有的同事已经改行，有的彻底放弃，付开聪咬牙坚持。每天在不同的时段记录着种植棚内的温度变化，观察着每株死亡的原因，设计了一套又一套方案，换了一种又一种培养基质。终于在2008年，大面积种植的铁皮石斛获得成功，打破了人工大规模种植不能成功的“结论”。

付开聪是哈尼族人，从小就是找村子里的哈尼族医生看病，用的是哈尼族传统药材。可是，多年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哈尼族医药理论体系，这成了从事民族医药研究的付开聪心里深深的痛。

2009年，付开聪向国家卫生部积极争取了哈尼族医药理论研究课题。课题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开展起来却十分困难。哈尼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没有文字记录、传承人老龄化，药方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问题，让他感到很棘手。

付开聪又拿出了当年寻找铁皮石斛的劲头。他跑遍了省内哈尼族居住较为集中的12个县，86个村寨；找传承人、证实药方，花了6年的功夫，采访了600多个哈尼族医生，完成了哈尼族医药理论体系的研究。2014年该课题在北京验收，并认定了该理论。“宣布课题通过的时候，我热泪盈眶。作为一个哈尼族人，我很骄傲，能为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很自豪。”付开聪说。

本报记者 李汉勇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