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入京伸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勇孝双全的深刻印象。

1628年秋，黄宗羲开始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此后两年间，他还四处交游，结识了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许多江南名士，1630年他还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几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每日坚持凌晨起读，到鸡鸣三次才结束。此外，他还广泛阅读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佛教、道教、音乐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到乡里的世学楼、澹生堂、千顷堂、绛云楼等处去抄书来读。

黄宗羲名声越来越大，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来交流、学习。黄宗羲不仅积极参加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声讨南明政权中阮大铖之流阉党余孽的政治斗争。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起反抗，与浙东诸多有识之士一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名为“世忠营”有3000多人参加的抗清队伍，后来他又联合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之后，黄宗羲又渡海到舟山，和名士张煌言等继续抗清。满清对黄宗羲恨之入骨，悬榜缉拿他，黄宗羲只好带着全家四处避难，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间，黄宗羲家两次遇火灾，儿媳、儿子、孙女也接连病死。清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改名换姓回到故乡，开始开馆授徒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深恶痛绝，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认为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了自己的赋税主张，提出定税的标准应以基层农民“为则”，征收田赋不强求一致，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人民，民生观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要求“从俭而葬”，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龙山东南麓。

黄宗羲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黄宗羲定律”是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深刻论述，他指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