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提到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是“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开发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或者工艺、发现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创建新的组织管理方式等。他把“创新”和因“创新”而使经济过程发生的变化，以及经济体系对“创新”的反映，称为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关于创新问题的理论学派林立，新古典增长理论（外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等都从不同视角论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及内在机理，构成了庞杂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对具体的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指导上，但即使指导创新政策时，面对庞杂的知识体系，也需要根据国情和时机进行权衡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理念，就是考虑到这些理论对创新政策制定的具体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国情而提出的发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理念，不仅来自于上述理论思考，也来自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国情变化的战略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工作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健康发展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水平总体上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则是“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开始号召在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并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工业化人才，1956年党中央又向全党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到1966年，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66年—1976年的“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疯狂破坏，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1978年3月18日，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劳动者等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指导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进入21世纪，党中央又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与这一系列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所伴随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地从工业化初期走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发展动力角度区分，我国已走过了以生产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和以高储蓄率的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在科技水平、经济基础、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原先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无论是从现实的可能性还是从理论的必要性来看，我国都应该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新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