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校扩招以来，还存在不同质量或类型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在本科教育中，父亲职业地位导致的不平等大于专科教育，父亲受教育年限在本科和专科中的影响则相差不大，父亲收入则对专科教育机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没有随着高校扩招而发生变化。

在不同质量的大学本科入学机会、不同学科与专业的学习机会差异方面，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导致学校质量、不同专业的分层，但是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相关研究并未进一步验证这种影响在教育扩招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

　高校扩招加剧了城乡教育不平等

国家长期向城市倾斜的工业化战略、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的福利体系等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形成。人们在这样制度环境下产生了独特社会流动机制，一小部分农村居民通过教育升学等方式进入城市，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研究发现，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存在于中学阶段，而不是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获得的长期变动趋势来看，升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并不显著。在1978—1988年间上过普通高中、技校、职高或中专的人中，农村居民上大学的发生比甚至比城镇居民高48%。

然而在经历了高校扩招之后，农村居民的升学率虽然上升，但却开始低于城镇居民，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距开始扩大。这种差距在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获得上都有所扩大，而且相对于专科教育，城乡差距的扩大对本科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加突出。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机会增长反而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家庭的理性选择和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被用来解释这种城乡不平等模式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城乡之间长期存在收入、职业等种种不平等，农村家庭在进行教育决策时，更可能受到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的限制。另一方面，在重点中学就读可以提高进入高质量大学的概率，但是优质的中学教育资源普遍分布在城市地区，而入学的户口限制、家庭资源的支持都决定了城市子女更容易获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

　性别不平等模式对教育产生复杂影响

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主题。

具体到高校扩招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首先，扩招之后，男性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都有很大增长，并且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男女入学比例的差距已经低于3%，女性入学的概率也有极大提高。但是，男女入学比例的接近，甚至是女性入学机会反超男性，都不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消失，扩招也没有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