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两宋时期，知识精英的井喷现象就更加显著了。这不是偶然的惊鸿一现，而是一个士大夫群体的持续涌现；不单是文学和艺术，还覆盖了历史、科学、哲学等广阔的知识版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告诉我，两宋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介于帝王与民庶之间，兼具读书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学问相对渊博融贯、格局宏大，另一方面也在政治舞台上表现活跃。

之前在唐代，像李白、杜甫这样一流的文学家，在为官、治国方面没得到什么机会，难以展现才华。相比而言，宋代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人，则有多方面的作为。比如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是政治家，但今人最开始接触他可能是通过《岳阳楼记》，他首先作为一位文学家被我们认识。还有欧阳修，一方面被称为“文坛宗主”，另一方面，他直接参与撰写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又是史学家，还有经学方面的著述，后来又做过副宰相，也可以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历史学家余英时概括为“政与学兼收并蓄”，认为这一定义可以笼罩两宋士大夫群体所显现的时代风格。

王安石（1021~1086）

在去年年初的一期封面故事中，我们通过解读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市井、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搭建起宋朝与今天的联系，试图去探究“我们为什么爱宋朝”。我们发现，当今天的人们向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找，越发体会到历史上两宋文明达到的高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在10世纪标志性的“唐宋变革”之后，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正如余英时所说，宋朝从一种整体风貌上来概观，“士风”最盛。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朝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高峰就是由士人群体缔造的，“士”可以作为继续深入探究宋朝的一把钥匙。

“士”的传统从先秦开始绵延，一直扮演着传统中国“社会良心”的角色。但为什么一直到宋朝，才出现一个“士”的黄金时代？宋朝士风又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本期封面故事，我们就将聚焦于宋朝的士人群体。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靠教育和科举而实现阶层上升的新兴士人群体，他们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一种普遍的自觉意识。士大夫的影响力之大，从南宋一名监察御史方庭实义正辞严地对高宗所说的话中可见一斑：“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望》，王赫 作 ，对宋佚名《柳院消暑图页》的当代再创作。艺术家将传统的消夏题材置换为操控无人机这种现代叙事，从而唤起现代人的共鸣

两宋士大夫“政与学兼收并蓄”的特征，又让他们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宋成为一个转型时代，一个“传统中国”的典范。这些脱胎于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在群星闪耀的两宋士大夫群体中，我们选取了其中的8位代表人物——范宽、王安石、苏轼、宋徽宗、李清照、朱熹、辛弃疾、宋慈，探讨他们在政治、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的开创，以及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此外，我们还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筛选出故宫藏品中十件宋代器物，另请古代名物专家扬之水为我们解读了宋人的香炉、花瓶、酒杯，从物中一窥士风与士气。透过这些士人的时代命运，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刻地体悟宋朝之所以成为“造极之世”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