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比不上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学科。蒋洪生副教授分析了原因。一是很多研究者的主动避世，过于重视学科范围和内部研究；其二是人文学者被资本的力量牵扯。他认为轰轰烈烈的文化热、非遗热背后不是研究动力触成的。他同时认为资本驱动的表面繁荣不见得对真正的文学和文艺有好处，反倒可能形成内伤。他强调研究者应在文化政治中保持主体性，体现批判精神。他同时认为在当前的媒体和网络时代，什么是文艺家、什么是文化研究需要被重新定义。比如是不是可能和媒体从业人员是一体的了？在这个背景下，比较文学可以占据制高点，不断进行“非纯化”的研究。

秦立彦副教授的发言也很具启发性。她认为目前大家对比较文学和人文学的学科现状是存在共识的，未达成共识的是怎样去做。她指出了某些平行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去语境化、去历史化的弊病，比如某些比较完全是随机的抽取，且对丰富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益处很有限。她认为比较只有在某个门类下才能被“拎起来”。

秦立彦也提到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的问题。她认为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明确的“西方”在那里（待研究）。在很多研究中，似乎中国的主体性很明确，但是西方的主体性不明确。关于世界文学，秦还谈到，“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西方的欧洲的主体性始终贯穿在叙述中，这个框架和历史叙述并没有改变。世界文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学者在挑战这个中心的时候是不是要提前做好功课？”秦老师说，把中心从别人变成“我”，这种想象是应该被反思的。

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平等的场域，它永远和权力相关。“研究者们应该意识到并不是其他人突然‘发现’了中国文学，而是因为中国经济上升了，他国从认知的标准出发，需要和中国打交道了，或者需要批判、战胜中国了才开始重视中国文学的。”秦立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于小说的研究被认为是重要的，诗歌则不那么重要了，还有些国别文学中的特别门类也无法进入有限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