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下复杂的全球化进程，我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中提出技术的多样化，不只是在中国，其他文化也应该发展出其技术思想来抵抗西方科技的全球化。但是，我并不是说要否认西方的科技，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中国也一直缺少对西方技术的哲学性的思考。我的想法是如何扭转这种发展的方向。传统可不可以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回归，回归不只是一种装饰，我们可以将它变成一种批判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理论，不是德国的就是法国的。所谓霸权，有时候是无意识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

澎湃新闻：我们从过去寻找来的思想资源，跟现在的科技怎么结合？

许煜：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首先要系统性地分析中国技术思想的原因了。从先秦哲学开始到至今，我们怎么理解器和道之间关系的变化。有些哲学家也看到这个问题，譬如说李三虎先生也强调器和道的问题，而且提出重申传统，但我想更系统化地理解器道的关系问题以及从认识论和知识型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系统化分析如何响应当前人类纪的问题。首先，我们的知识论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是被边缘化的，那么问题是这种知识论可以怎样被重新搬进来。其次，我视知识型问题为sensibility（感知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不同知识领域的基础和链接。福柯在谈到知识型（episteme）的时候，他覆盖了三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但我们不能把福柯照搬过来放在中国，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方法论。福柯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思考历史的人，历史总是独特的。而哲学总是需要去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但不少研究福柯的人都忽略了，这总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书简》（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所说的，现在的人不再思考而要忙着搞 “哲学”。

在我提出的框架里，知识型的问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知识型的转变总对应着一个时代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当有一个历史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展出新的知识型来对应。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三个可能的知识型的转变。周室衰退时，我们就有了儒家的 “复礼”，道家的“自然”等，这就是重新发展出知识型来回应那个时代，一直到汉代，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一种儒家与黄老结合的天人观也固定下来了。而在唐代末期当佛教成为主导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个危机，由宋代理学所代表的道德宇宙论也出现了来作为响应，在公元十一世纪，我们见到宇宙发生论（cosmogony）与道德观以更严谨的形式结合。而第三个阶段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比如说魏源、维新派，也都是对时代的反应，他们想要生产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型，但最终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沦为了完全的西方化。理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它容许我们避免重复错误同时理解我们文化内里的创造力。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这次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跟历史上一样的知识型转变，还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断裂？

许煜：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那时处理不了的问题，因为对西方的技术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西方的技术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器”。那为什么上两次（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会成功？宋代理学完全不涉及技术这个问题，尽管张载的哲学影响了后来宋应星《天工开物》技术和自然不分开的观点，而相对的，在《天工开物》之后一百年在法国出现的《百科全书》则是提倡自然和技术分开的（这也是鲁索对百科全书主义者的批判）。宋明理学其实是自然哲学，它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宇宙论。为什么在公元11世纪，宇宙发生论突然成了主要的学术理论呢？突然之间人们开始关心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了，这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回到以自然为核心道德宇宙论，与技术无关。准确来说，构成这个知识型的不是技术问题。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被逼着去实现现代化，被逼着我们去发展船坚炮利，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技术，都统称为“科学”，康有为统称为“物质学”。

《天工开物》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回到您之前提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科技怎样结合的问题，斯蒂格勒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他是一名真正的思想家，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曾是我老师，而是他一直都在坚持，一直都在尝试，他的创造力是很让人佩服的，而且他很慷慨。我指出如果现代性所标志的是一种技术的无意识（technological unconsciousness），那么现代性终结的标志的便是一种技术意识（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首先体现在利奥塔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条件》，但系统性将这梳理出来的是斯蒂格勒，他的硕士论文其实是跟利奥塔写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神话以及宇宙论的解度来切入。如果斯蒂格勒说技术的来源是普罗米修斯，那是因为他是在欧洲的学术源流里这样论述的，但如果我们跟着说中国的技术起源是普罗米修斯那就好笑了。哲学的思考无法脱离神话，斯蒂格勒之所以能发展出哲学理论，是因为他将神话变成了他思考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1795年的德国流传下来一篇文章，题为《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纲领》，作者不详，据说是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或是这三名同学的其中一员，这是作者（们）有见于形而上学终结提出的哲学的发展方法，文章结尾说神话要有哲学性，而哲学要成为神话 （die Mythologie muß philosophisch werden...und die Philosophie muß mythologisch werden）。1795年，自然科学在欧洲开始变成一个系统，这时他们提出了再神话化，这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回应，也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延续，他们也回到了悲剧（das Tragische）。所以，神话跟哲学思考和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出中国的技术思想来回应当前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处理我之前提到的三种知识型的转变以及道德宇宙论如何与技术发展重新结合，康有为他们很勉强地将中国的道德宇宙论以及西方的物理学等同，譬如说将以太和“仁”等同，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寻找等同（equivalence）的做法。

那么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不先求等同进而吸纳，而是我们先从绝对的不同，比如说宇宙论和器道思想出发来找出路，重新将感知性纳入进来？其实，“道”也就是sensibility的学问。与康德不同，新儒家的牟宗三认为在中国哲学当中，人是有智的直觉的，他的感知性是超越现象的。牟宗三所说的“无限心”就是感知性的问题，只有无限心的感知，才能进入“物自身”。牟宗三从而发展出所谓 “良知自我坎陷”来展示无限心与认识心的转换的可能，从而证明中国也可以发展出技术，但这仍然站在观念主义者的立场上。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出技术来了。所以我想要处理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中国也可以”的基础上思考技术本身的问题，即摆脱观念主义的束缚，将技术问题纳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

一个是从它的内里来改变它，因为当下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巨型技术系统，特别是大数据、智能城市、智能手机形成的大型技术系统，我们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怎样从内部改变它，我和斯蒂格勒合作了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就是这些问题。第二个是从外部，这是我所说新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框架，宇宙技术的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拉图尔笑我说这两个字kosmos 和 technē都是希腊文，但如果我说“天人技术”又只局限在中国了，这是全球化下语言的局限，我想强调的是不止在中国，其他非欧洲文化也应该思考宇宙技术的问题。宇宙技术的基本定义是通过技术活动来统一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我提出宇宙技术是要克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技术概念的局限，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在二十世纪西方技术哲学里有两个主要的认识，这也是海德格尔一九五三年的《论技术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所留下来的，首先是古希腊人所说的τέχνη，它的本质是有诗意地带到跟前，海德格尔用了希腊文的poiesis和德文的 Hervorbringen来描述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里的动力因（causa efficiens）。其次就是在欧洲现代时期出现的科技（moderne Technik），它的本质已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那样的，而是所谓的座架（Gestell），也就是说所有的存在都被视为可支配的资源。但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印度的、南美部落的技术。所以我发展出cosmotechnics这个概念来包容不同的技术，同时将宇宙论和技术重新结合，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总与它所处的文化的宇宙论紧密相关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论的存在模式就是宇宙技术。在西方，宇宙论已经变成天文学或者天体物理学了，本来是背景（ground）的，现在完全地技术化、数学化了，人类纪标志的正是这种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终结，所以我认为要响应人类纪必须要回到多样的宇宙技术，这必然要重新启动传统以及其宇宙论。我也尝试指出海德格尔对三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阅读，也是由回到一种宇宙技术，找到另一个开始（anderer Anfang）。

而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问题，即科技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很多条件都相应地成熟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已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美国不可能再继续原本的单边全球化，即美国输出、我们进口的全球化。我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这种新的技术哲学如何发展，我们需要在地地去处理。譬如说大家都在讲智能城市，尤其是中国，目前的智能城市构想其实只是以效率为主，照当前算法和数据主导的思路，伦敦、上海、纽约都会变成一样的，比如智能手机去点餐、支付宝去付款、机器人去服务，这您也可以参考一下电影《攻壳机动队》的虚拟现实和都市主义，这将是我们的未来，而不smart的人将无容身之地，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错误的全球化发展。对我而言，智能城市给了我们一个很在地地去重新思考和建构的机会，这也是我最近着手处理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