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 学者许煜任教于德国吕纳堡大学哲学研究所，并负责该校的 “参与的技术生态学”研究，他同时是法国西蒙栋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许煜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弟子，和后者一起合作了约十年。在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拉图尔“重置现代性”的工作坊中，许煜被邀请为中国场的嘉宾之一，响应拉图尔提出的人类纪困境及解决方法。 多年来，许煜关注社会运动和对全球化的反抗，如今却很少谈社运了，“我们必须思考为何左翼总处于下方，或者我们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新的理解，来发展出新的策略”。 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做社会运动的都很反抗技术。许煜正是要反对这一对立，提醒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技术问题。在他看来，欧美左翼的问题在于对技术的漠视，“结果很多人用Facebook来组织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就像用微信来对抗阿里巴巴一样”。在cyborg逼近的时代，他提醒人们警惕超人类主义，因超人类主义本身是一种更刺激的消费主义，而在现代性危机面前，每个文化都要重新发明自己的宇宙技术论。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许煜的专访。澎湃新闻：您现在主要在做的是“人类纪”这一块？许煜：我的新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2017年初出版）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人类纪指的是人类的活动已影响了地质化学（geochemical）活动，那是地球在11700年前开始的全新纪或全新世之后发展的一个新的纪元。这也是全球的技术化、科技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巨变，这给了我们一种迫切性来思考整个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问题。如我在回应拉图尔时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分开现代化和现代性。后者是十七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断裂，而现代化是这些新的知识体系在地域上的扩张。 这种现代化同时也是单边的全球化。然而这种单边的全球化已到了尽头，近年来在欧美涌现的极右运动以及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ies）是最好的标志。如果您细看他们的论述，那是反启蒙的，也就是说反普世主义以及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等，所以他们的言论充满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他们认为黑人与白人是不同的，现在将他们一视同仁是政治正确，也因为这些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欧美的发展一直都匍匐不前。问题是，西方如何保持它的优势，就好像硅谷的著名投资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新反动主义者的彼德·泰尔（Peter Thiel）在911之后问道， “有没有一种不彻底毁灭现代西方，同时仍能巩固其地位的方法？” 我认为这种自觉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苦恼意识”，也就是说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但又超越不了这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