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京游纪》里记载他去天津大悲院的见闻，“僧二人在佛殿前，就桌子，相对吃鱼肉。吃了，主僧禅法引接”。之后他来到高僧的房间，打算与其攀谈。这位僧人“床上放着两个枕头，点着小玻璃灯，把鸦片让与我吃，我曰：‘不会吃。’”

正是中国寺院已经糜烂到这样的地步之下，日本的僧人开始主动来动中国进行传教。虽然这里面有些人是以此宗教身份来进行军事战略工作，但大部分的宗教僧侣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纯化中国佛教来增强中国的力量，以报答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传承之恩。

小栗栖香顶在1874年返回日本的时候，他向日本政府不仅报告了日本僧伽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也报告了可以联合中、日、印的佛教徒促进世界佛教的复兴，建立一个大的佛教联盟，以此来保护东亚国家免受欧美人的欺凌。

中国人对日本佛教的反应

虽然日本人开始在中国积极建立日本寺庙并宣传日本佛教，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这一举动并无反感之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日本佛教比中国佛教强出许多。他们在梳理日本明治维新何以能够成功，一个蕞尔小国何以打败泱泱中华帝国的时候，发现了佛教在其中的贡献。如宋恕就在给他的老师俞樾的信里感慨，日本佛教“宗分十四，论师辈出，依然萧、李时代”。民国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也曾说过：“日本勃兴，实佛教为原动力。”

于是，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和知识阶层开始积极广泛地向日本佛教界进行学习。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拯救于水火之中的想法，使不少士人对日本的迅速强大产生了艳羡之心，艳羡之心则使不少士人对日本的佛教也有了爱屋及乌的好感，看看东邻，反观自己，有人感叹万分地说：“今之日本，文明之度胜中国，非但亿兆之与一比例也”，他们叹息：“日人之评中国曰：‘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见鄙薄如此，真可怜矣”，于是，他们透过强大起来的日本看日本的佛教，错以为日本的佛教促成了一个崭新的日本，那么，中国像日本一样提倡佛教也可以塑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国来。读当时人的日记笔记游记，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文人到东邻时，都要问一问佛教的事情，其实，一半是在那里寻一寻失落的旧梦，追忆往时的“萧李时代”，一半是在那里探一探新兴的风向，在这里觅一个复兴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