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应保持何种距离、前者是否应该介入后者的生活，一直是纪录片制作中广为探讨的议题，而《兄弟》提供了一个拍摄者和拍摄对象重合的情形下的经典案例。

奥丝萝原先的预想是从旁客观地记录这对兄弟，自己绝不入镜。然而，开拍没多久，她就发现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作为两人的母亲，她本就是他们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于是，如何平衡纪录片导演和母亲这两重身份，成为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她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的本意是把《兄弟》做成一部唯美的纪录片，客观展现生命的演变过程。但是，随着拍摄的深入，尤其是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时，我意识到要实现我的初衷太难了。比如说卢卡斯在学校里大哭，作为纪录片导演，你会觉得这样的戏剧冲突太棒了，这就是你在苦苦等待的画面，故事会因此变得丰富起来。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你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教会孩子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所以，母亲和纪录片导演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是矛盾的。”

“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不会引导他们去刻意表现，更不会让他们在镜头前表演，我想要捕捉的就是最真实的反应。可是，当我发觉场面完全失控的时候，我还是会先关掉摄像机，然后作为母亲去介入事态，不可能为了拍摄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平衡这两种身份有时的确很辛苦，但是在拍摄完成后，我觉得自己获益良多。我意识到，正是这两种身份铸就了‘我’。母亲与纪录片导演，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都是我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兄弟》的拍摄也给我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

幼年时的卢卡斯与马库斯。

在学会平衡两种身份的同时，奥丝萝说，她也尽量不让拍摄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所有的拍摄素材加起来有四五百个小时，毕竟拍了那么多年。但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拿着摄像机。可能密集地跟拍一周，然后停两个月，之后他们有个什么活动，再接着拍。所以，整个拍摄时间就是我在配合他们，而不是他们为了我的拍摄去做什么特意的安排。”

“我知道林克莱特在拍《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没有让几位演员看过素材，我的做法也是如此。如果在拍摄宣告结束前就让两兄弟看到这些画面，可能会令他们过分意识到自己处于电影之中，因此背上包袱。这么一来，拍摄纪录片这件事就会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空间造成侵害；接下来就是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拍摄本身，都会变得不自然。所以，我通常在一天中拍了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把素材放到一边，先不去想它们。”

“两兄弟是直到我完成后，才跟着一群观众第一次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我问他们感觉如何，卢卡斯说，‘妈妈，本来我以为自己会觉得很尴尬的，结果却没有。’马库斯说，‘开场前，我紧张死了，心砰砰直跳，但开场后，我完全沉浸在电影里，忘了它是关于我们的。’听到他们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

然而，摄像机不可能是透明的，奥丝萝说，她也不知道机器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兄弟的成长。比如卢卡斯在学校里跟老师发生冲突，如果不是在拍摄中，他可能不敢就那么跑开。“有趣的是，你能看到他们面对镜头的变化。最开始随便你拍，后来会问你到底在拍什么，最后会要求你关上机器。事实上，这些变化针对的并不是摄像机，而是机器背后的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便没有这部电影的存在，他们也会走到这一步，就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母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一样。”

少年时的卢卡斯与马库斯。

相比虚构电影，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本来规模就要小得多，而《兄弟》的参与人员的规模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中也堪称极致，有95%的工作全由奥丝萝独自一人完成。她往往手上拿着摄像机，腰里别着麦克风，最累的是拍摄两兄弟踢球的画面，要跟着满场跑。剩下的5%，包括奥斯陆附近的小岛上的画面，丈夫托尔·布瓦搭了把手；四季更替的风景的空镜，由她带领一个小团队拍摄。此外，为影片担任配乐的挪威著名作曲家John Erik Kaada也功不可没。“事实上，他是我第一个拉入拍摄计划的人，从我开拍之初就一直参与其中。我拍了一点或者剪了一点，就会去找他，然后他就着画面写一段音乐。”

在此番造访上海之后，奥丝萝和他的家人将赶赴澳门，参加第二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尽管《兄弟》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但是奥丝萝说这些都在她意料之外，当初只想着能够完成就谢天谢地了。

而在所有的褒奖中，最令奥丝萝高兴的是，有观众提到，影片最后一幕中，她穿着一袭绿色碎花连衣裙分别站在幼年时以及成年后的马库斯和卢卡斯中间的对比画面，两兄弟已是今非昔比，而她的容颜却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