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在漫漫的楷书史上，唐楷不仅使楷书定型，而且推出的六大家，为后世树起难以逾越的高峰，高峰的极顶则是颜柳。当今书法界的“去唐楷化”，使当代书法失去耸天的主峰，它就只能在层峦的峰腰游弋和徘徊，不仅失去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高度，而且失去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书法界有一种说法，唐楷尤其是颜柳的楷书，法度过于森严，往往影响向行草的转化。这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不过是技术的小问题。历史上的楷书大家也都是行草大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十七帖》是草书的经典范本；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的《兰亭诗》也是行草的名篇……正因如此，历代主张学行草必先从学楷书入手。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在苏轼看来，行草由楷书衍生而成，楷书是根和基，不掌握楷书这个根基，怎么能掌握行草这些枝干呢？历史上书家的师承也可看到正楷与行草的转化。颜真卿以草圣张旭为师，曾两次辞官向张旭学习，最终却以登峰造极的楷书名世；颜真卿的得意弟子，竟是另一个草圣怀素。在颜真卿看来，张旭之所以能创作出飞扬奇丽、神奇莫测的狂草，楷书的深厚功底起了重要作用。此说对怀素震动甚大，他秉承张旭之笔法墨髓，师学颜真卿之创新精神，以楷法作草书功底，进一步将草书推拥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

唐楷之所以能成为楷书的顶峰和行草的根基，在于它具有艺术的完美性和法式的规范性。艺术的完美性表现在笔画的详备。篆隶楷的笔画特点是详备，而行草的笔画特点是简约。历来盛传的“永字八法”，是楷书丰富的笔画美的大致概括。其实，楷书远不止这八种形态，而是种类繁多；这八种笔画的每一种，也远不止一种形态，而是千变万化。正是楷书尤其是唐楷笔画的详备性，为行草笔画提供了雄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