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斗牛：鸽子，约1890

“巴勃罗对父亲的爱明显地具有某种弑父的意味。”理查德森说道。他以老练的鉴赏力对某些作品提出质疑。比如，《斗牛：鸽子》（约1890年），他认为上下部分的不同画风显示画作可能得到何塞的“加工”。“虽然在毕加索少年画作中发现伟大艺术的萌芽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想法”，不过，这些依然是“人们从一个合情合理的有才华的儿童身上能够期待的东西”。斗牛和鸽子经常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里，20世纪50年代，当他的和平鸽成为国际偶像，毕加索声称“用鸽子偿还了他（父亲）”的恩情。毕加索在早期桎梏于父亲的保守理念，但他并不愿意追随父亲那种教化性的固定风格，后来那些大胆的试验性作品或也有逆反的心理需求，理查德森的阐释方法显然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深刻影响。

“弑父”是弗洛伊德的常用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我包括本我（id），即无意识的心理，和自我（ego），即意识的心理。他还提出儿童和父母之间存在“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借用达·芬奇的《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一画进行分析，认为这幅画中两位女性的姿态，即马利亚坐在母亲腿上的样子，是达·芬奇因自己是私生子而缺乏安全感的潜意识表现。弗洛伊德理论后来成为文艺批评“万能药”，有时显得滥用，不过精神分析法的确便于挖掘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并循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步调来思考艺术作品的含义。

理查德森还提供了一把“安达卢西亚式的钥匙”。毕加索在晚年说过：“在安达卢西亚，眼睛相当于性器官……过于强烈地凝视一个女性相当于视觉性的强奸。”以弗洛伊德的解释，这种“强烈凝视”必然来自于儿童时期的性意识，而理查德森认为“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反复出现的和窥阴癖有关的主题”。中国文化习惯从道德角度去衡量创作家及其作品，而西方20世纪的文艺评论则喜欢用“潜意识”来品人说事，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本质不同。

就毕加索而言，至少在青少年时期，并未能见出如张炜等人所描述的高贵品格。马戏团、流浪汉、妓女等边缘群体之所以频频进入毕加索的画作，不能把它们抬高到社会关切，它们更贴近理查德森的弗洛伊德式阐释，一种安达卢西亚式的对好奇之物的强烈凝视。

毕加索，生活，1903

毕加索不喜欢闭塞的马拉加，浮华的巴塞罗那和奢靡的巴黎才是他的精神原乡。他混迹于放荡不羁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身边围绕各式各样的女人、同性恋者、诗人、抽鸦片者，“四只猫咖啡馆”这类前卫艺术家活动场所拓展了毕加索的视野。比如，诗人卡萨吉玛斯带给毕加索的影响。毕加索在1902年创作了他早期的重要作品《两姐妹》。这幅作品是以在巴黎一所监狱里看到的女人为原型，吸收了卡萨吉玛斯式多愁善感的浪荡气质，采用以蓝色为主调的风格。罗西塔、艾莉丝、费尔南多……每隔一段时间，画作就会更换女主角，她们都是毕加索的情人。艺术触动情欲，情欲发酵艺术？兼而有之。

毕加索，两姐妹，1902

解索毕加索的人际关系是理解这位艺术家以及他置身其中的文艺圈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类人群不能忽视——画商。毕加索是少有的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艺术家。1901年，毕加索作品在沃拉尔画廊首次展出，从他在巴黎的事业伊始，毕加索便显露了社交天赋对艺术名望的强大加持。理查德森抖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毕加索当时办展的大部分画作，是在开展前一个月内，用一天三幅的速度赶出来的；沃拉尔雇佣了一些评论家，在报纸专栏上大造声势；毕加索给马纳克、科奎特和沃拉尔都免费画了肖像。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毕加索的名声之由来，至少部分有赖于艺术天赋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