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约翰·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极其细致却不繁琐，其中第一卷写于1991年，描述1881-1906年的毕加索，艺术史上一般称为“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在作者看来，马戏团、流浪汉、妓女等边缘群体之所以频频进入毕加索的画作，不能把它们抬高到社会关切，它们更贴近理查德森的弗洛伊德式阐释，一种安达卢西亚式的对好奇之物的强烈凝视。

毕加索，裸脚女孩，1895（时年艺术家14岁）

作家张炜写过《远逝的风景》，品读域外的画家。这是一部华丽的美文集。少年毕加索画出《裸脚女孩》、《老渔民》等作品，张炜赞叹“这个稚嫩的生命竟然对人生和世界的苦难、对世间的奥秘知道得那么多那么早”，从那以后，“他还要面对一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时代”，他所有的画作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生命的全部悲凉无告”。

观者不同，对“哈姆雷特”的看法各有不同。对应“毕加索”，诸如张炜使用的“不可思议”“强悍茁壮”“伟大狂放”这类大词，经常被人们不吝惜地堆叠其上。毕加索的传记数量很多，中国作家如唐林、杨斌、何华，都将他塑造成德艺双馨的学习榜样。外国作家却往往对其颇有微词。阿莲娜·S.哈芬顿的《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把毕加索的作品与人格分离开来，还原了一个人性化的毕加索，但这部传记聚焦于毕加索的私生活，对艺术的赏析能力不够。约翰·伯格的《毕加索的成败》较为出色，这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满怀悲悯，描述毕加索被鲜花包围的名人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力的衰竭。我们都需要有意识地抵御声名和地位的负重。不过，限于两百多页的篇幅，伯格只能精要的，点到为止。

毕加索，自画像，1901

英国作家约翰·理查德森的《毕加索传》消弭了以上传记的憾处。他的这部传记极其细致却不繁琐，作品分析与人物生平糅合得非常好，兼有艺术高素养与流畅的叙事风格。理查德森与毕加索的友谊起于1953年，当时他们拥有共同的朋友圈，结交之后有了写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毕加索生前就得到了资助，《毕加索传》全四卷英文版目前已完成前三，写作时间跨度之大非常罕见。其中第一卷写于1991年，描述1881-1906年的毕加索，艺术史上一般称为“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中文版已引进。

虽是“官方指定”，并不阿谀奉承。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是什么》里批评了长久以来我们把艺术家当作天才来关注的观念。喜欢一位艺术大家，并非定要让他成“神”。一味供上神坛，同时，也是彻底隔离。与其以想象的方式将毕加索置于历史的荒原，不如放他回到世俗，以平视的目光接近他的生活。理查德森的作品恰如福柯所言。时不时爆出“黑料”，然而绝非刻意的污名化。他以接近贬抑的方式，摒弃了喧哗的噪音，重新赋予毕加索“人的正当性”，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他的艺术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