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元年（1049年），在经历滁州、扬州、颍州、应天贬谪流离之后，42岁的欧阳修再度被召回京，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经历了两次党政被贬的政治教训，欧阳修致力于修史著文，他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修撰《五代史记》。不仅文才天性得以最大限度发挥，更为人称道的是，欧阳修有慧眼识珠的识才之能。嘉祐二年（1057年），50岁的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任主考官，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提携了一大批文坛巨星，开启北宋简约文风之先河，以至于唐宋八大家中有四人拜其门下。

欧阳修仕途也一路青云直上，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顶峰。人生就此终老，岂不乐哉？

殊不知，北宋官场云诡波谲，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它将彻底摧毁欧阳修的政治生涯和心理防线——欧阳修第三次陷入党争旋涡，再遭道德诬陷，成为他绝意官场，孤独终老的人生谢幕。

公元1064年，历时一年半的“濮议之争”爆发。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引发的争论却势如海啸。

此前一年，在位长达四十一年的宋仁宗病逝。宋仁宗无嗣，由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后，围绕其生父濮安懿王的封号，朝堂上掀起争议。顺从宋英宗的个人私心，韩琦、欧阳修一派公开提议，应当奉濮安懿王为“皇考”；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一派则坚持认为，既然英宗过继给仁宗并继承皇位，只能称仁宗为“皇考”，生父濮安懿王为“皇伯”。

随着争论日渐深入，表面上的封号之争，已经升级为即位之初的宋英宗，与试图干预朝政的曹太后斗争，继而引发执政与台谏两股势力的“君子小人党争”。韩琦、欧阳修一派的主张，遭到了朝臣坚决抵制，欧阳修成为舆论愤怒的首要攻击目标，他不仅被贴上了小人标签，还被称为“首开妄议者”“首恶之人”，被喻为“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最终的角力结果，是宋英宗强力干预，他立濮王园陵，吕诲、范纯仁等被罢免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