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凌晨1点23分，“东方红一号”卫星过境北京，从正北方向、地平高度25度出地影，向右下方运动。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查到了这一信息。55年前的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将中国人的声音带进了太空，开启了中国航天史。

今年4月24日是“东方红一号”在天上飞行的55周年纪念日，也是朱进60岁的生日。如果天气好，他又能看见“东方红一号”。过去大约30年里，朱进几乎每年都会在生日到来前查看“东方红一号”的过境信息。如果有可见过境并且天气好，他就会给“东方红一号”拍张生日照。

同一时间，潘厚任也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组副组长，经常接到各种科普报告的邀请。常有人问他：“‘东方红一号’还能再飞多久？”潘厚任认真计算后表示：“乐观的话，‘活’到100岁没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东方红一号”仍在天上飞着，而朱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观测和拍摄经验。他认为天黑之后的两三个小时和天亮之前的两三个小时是观测较低轨道人造天体的最佳时间。这时，地面观测者在地球巨大的阴影里，而卫星可以从几百公里的高空折射或反射太阳光。

朱进是一位资深的天文观测者，也是天文科普工作者。他在1994年开始使用专业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后来进入流星观测领域，号召国内天文爱好者开展人造天体观测。1999年水木清华BBS成立天文版时，他成为第一任版主。2001年起，他开始使用像增强器与磁带摄像机拍摄“东方红一号”等卫星的影像。2008年年底，朱进开始用数码相机拍摄各种人造天体，并开始给“东方红一号”拍照。

朱进会给业余爱好者一些更为细致的观测建议。首先要根据所在地理位置上网查询卫星的可见过境信息，包括过境时间、方位、亮度等，以及其在星图上相对星空背景的运动轨迹。知道过境信息后，还要看云图，判断哪里的天气适合观测。

2022年4月，朱进在北京东郊湿地公园拍到了“东方红一号”与中国空间站的同框照片。当时，他带了两套拍摄设备，在卫星过境前两个小时支好三脚架，对准东南方高空。在那里，由织女星、天津四、牛郎星组成的“夏季大三角”格外醒目。等了一会儿，他看到中国空间站从地影中出现，在牛郎星下方冲破暗夜，并从相机取景框的右上方向左下方滑动。按照预报，“东方红一号”将从右下角出现，并向左穿过天宫空间站的轨迹。于是，他把快门设置到0.2秒连拍，抓住了两个航天器同框的瞬间。

每年朱进都会乐此不疲地拍“东方红一号”，甚至开车到上千公里外的荒郊野岭去拍。他说这只是每年和“东方红一号”一起过生日的一个习惯，没想过什么意义，也许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朱进的记录让人们知道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依然在天上平静地飞，也让55年前的记忆变得有迹可循。在他的幼年记忆里，总觉得一抬头就能看见“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乐曲好像真的能从成百上千公里外的太空直接飘进他的耳朵里。

潘厚任记得当初“东方红一号”有“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见”的12字目标，其中“看得见”曾让钱学森先生很头痛。这个目标是在一次持续42天的会议上提出来的。会上大家详细论证了卫星的发射方案和测控问题，后来又提出了“听得见”和“看得见”的要求。

会议结束后，“看得见”成了四大任务目标之一。潘厚任记得有一天晚上，钱学森把他叫到办公室问能不能“看得见”。潘厚任演算后得出结论，肉眼看不见。事后，钱学森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特别安排。研发人员在末级火箭壳体外部装上了一条表面镀着金属膜、直径达4米的“观测裙”。卫星入轨后，末级火箭跟在卫星后面飞一段时间。在阳光照射下，“观测裙”的亮度接近肉眼可见的二等星，能达到北极星的亮度，在黑夜晴空的映衬下，肉眼就能看到。

设计寿命为20天的“东方红一号”运行了28天，直到电池耗尽。跟随在“东方红一号”后面的末级火箭因为“观测裙”产生的阻力，一段时间后便坠入了大气层。如今“东方红一号”尽管仍在飞，但凭当前亮度，已经很难用肉眼看到。

潘厚任并没有像朱进那样每年去找寻“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他看得更多的是家里摆放的“东方红一号”模型。拿着模型，他能把每一个小零件里的故事说得精彩生动，一聊就是一上午。

今年4月24日，潘厚任受邀前往上海参加“中国航天日”的科普展，给年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包括他们怎样让这颗卫星“看得见”。

在科普报告和日常交流中，潘厚任时常被问“‘东方红一号’能飞到什么时候”。按照轨道衰减的速度，潘厚任估计它可以飞到100岁。而在那之后，“东方红一号”会坠入大气层烧掉，永远消失。也有人问潘厚任要不要把“东方红一号”接回家。潘厚任说还是更希望它留在太空，顺应自然规律。

在讲述“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历程时，潘厚任常会提到他的同事，总会在提到那些名字时加上一句“已经走了”、“不在了”、“前两年也走了”。他说：“我们老了，不行的，现在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当初，中国科学院为研制“东方红一号”组建“581组”时，潘厚任被选进组，那时他21岁。担任“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时，他也才28岁。那时我国决定“东方红一号”要“自力更生”。1958年，赵九章带队去苏联想看看苏联的人造卫星，没想到在那里待了几十天，却什么都没看到。回国后，赵九章等科学家下定决心搞卫星一定要靠自己。

因此，“东方红一号”的设计方案中采用了很多原创技术。其中，潘厚任等年轻人提出的多普勒频移测速定位系统就是中国人最早用在卫星上的技术。

潘厚任说千万不要轻视年轻人，搞“两弹一星”时，真正在第一线干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是脑子最灵的年纪，一天一个主意，面对困难从来不怕。现在的年轻人任务更大、更重了。他们那时候是解决“有无”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要超过别人，做前所未有的事。

尽管已经88岁，潘厚任还在想办法帮助年轻人成长。他加入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到全国各地给中小学生科普航天知识。建设航天强国不仅是航天人的追求，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期待。

朱进也是这个演讲团的成员。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中国航天的起步历程，去年“东方红一号”过生日时，朱进在北京门头沟区的东方红隧道拍下了“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今年，过60岁生日的他准备专程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给“东方红一号”拍55岁的生日照。他想只要“东方红一号”在天上，他就会年复一年地拍下去，让更多人和他一样看见“东方红一号”。

从“东方红一号”发射至今，55年来中国航天已经发生巨变。现在世界看见的早已不只是“东方红一号”，还有我们的载人、北斗、登月、探火工程。55年，一脉相承，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如今，后来者已经居上，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