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师不是铁饭碗你还会卷教资吗。当教师不再是铁饭碗，你还会卷教资考试吗？安稳的工作岗位又少了一个。很多年轻人读研时，有意无意地把“当老师”看作内心向往和最后托底的选择。对那些求安稳的人来说，除了考公，似乎没有比教师更好的选择。

但这一情况正在迅速改变。近日，教育部发文提到清华大学将实行教师退出机制。虽然这看起来只涉及思政课，但天津理工大学已面向所有教师建立了转岗退出机制，教学、科研能力“双弱型”教师须让出岗位，竞聘转岗。

实际上，这并不是新鲜事。早在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就推行了教师“末位淘汰制”，连续两个学期排名最末尾5%的教师可能被暂停开课资格或转岗。对一些青年教师来说，他们本来就面临“非升即走”的压力，处境甚至比普通打工人更苦更没有保障。

不仅高校如此，中小学也一样。过去一年里，北京市丰台区、天津市西青区等地开始探索在中小学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打破“一聘定终身”。浙江宁波、贵州贵阳、山东平阴县等多地前两年就已经悄悄试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一旦全面推开，在编的一线教师也可能突然失去工作。

仔细想想，这并不意外。教育是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必然要跟着社会需求变化。近十年来的少子化趋势明显，曾经很难进的幼儿园都苦于招不到学生，一些偏远乡镇的小学也在不断撤并，这种情况迟早会向上传导。

以吉林省为例，大学扩招初期高校在校学生仅13.96万人，到2020年增至72.70万，专任教师人数也从15166人增至41447人。但同期小学生人数下跌了一半还多，从260.38万降至118.75万，小学教师也从152052人减少至88281人。东北是这些年人口流失、老龄少子化的最严重地区，吉林的情况具有典型意义，各地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困境。

上海去年夏天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摸底考试，许多教师心知肚明这是为分流做准备。如果孩子不断减少，还需要那么多教师吗？何况公立学校的在编教师都是吃财政饭的，如今财政吃紧，精简机构成为必然。

大学教师的状况更复杂。国内高校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老师能多发论文比课堂上教得好更重要。此外，高等教育市场化使得各高校逐渐像企业一样考核KPI，不合格的教师被淘汰成为常态。

教育领域“打破铁饭碗”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有复杂的成因。无论如何，“教师退出机制”看来是大势所趋。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被认为是有必要的改革。不久前，一位被清退的上海在编教师上网叫屈，同为教师的人点评说她教学质量不佳，平时不搞学术研究，只能自食其果。

这种逻辑在我们社会相当盛行，很多人视为天经地义。但这么一来，教师更像是文凭工厂里的打工人。不能既把教师这份职业说得如何神圣，指望有奉献牺牲精神，同时又把这份职业“去神圣化”。

公平地说，这也不是国内首创。美国高等教育经历这样的市场化至少有半个世纪。《学历之死》一书认为，美国大学教师虽然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但大部分在职教师只是合同工，承受着巨大压力。文雅的措辞掩盖了事实真相，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

教师这份职业毕竟不同于打零工接单。很多人投身其中出于对孩子、对教育、对学术的热爱，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无情利用时，难免感到幻灭。最终，一些教师卡在其中进退两难，艰难前行，靠“用爱发电”，有的甚至陷入抑郁。

这并不是说不要改变，而是说教师需要尊严和权利保障，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尤其需要健全的机制。否则，“打破铁饭碗”的结果可能是劳动条件不再吸引优秀人才。关键在于，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对待教师，就不能指望他们能教育好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