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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击需最大限度动员农村非基层组织力量

澎湃新闻 2020-02-10 1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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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者防疫调研丨疫情阻击需最大限度动员农村非基层组织力量

 突发事件检验基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图为2月4日,工作人员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给过往的村民测量体温。新华社 图

突发事件检验基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图为2月4日,工作人员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给过往的村民测量体温。新华社图

截止2020年2月8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3738例,其中湖北省累计报告27100例。不管是从全国还是地方看,从确诊病例的增加以及疫情的扩散程度看,目前的疫情形势都依然严峻。为防止疫情二次爆发,巩固好前期取得的成果,同时管控好后期所面临的问题,疫情防控应从歼灭战走向阻击战。

由于病毒的快速传播与扩散的特性,广大的湖北农村地区是以武汉为中心二次爆发疫情的重要地带,需要继续加强相关方面的防控工作。笔者认为,在防控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上级政府的统筹与安排,以基层组织作为抓手,进行整体性防控,是远远不够的。应对此类突发性事件,还应最大程度动员村内各种非基层组织力量,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共同对抗疫情,以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的局面和紧密关联的村内社会管控网络。

本文以鄂东南A村为例,来理解各种非基层组织作为疫情防控体系的重要部分的作用与功能,并反思基层组织体系与非基层组织体系的关系和未来。

A村是鄂东南地区的一个宗族性村庄,目前全村人口1628人,468户,共有7个村民组(自然湾)。就笔者所见,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村内的疫情防控工作队、村理事会和志愿者等各种非基层组织力量被有效动员起来,成为村内防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改变了村民的心态与行为,有效阻击了疫情向村内的扩散与传播。

一、疫情防控工作队的走访宣传与督促落实

由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根据市里文件,原驻村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队)。

他们目前有三人组成,本是由市里帮扶单位直接下派到村里,对村民进行帮扶与落实脱贫相关工作,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协助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是“目前是最重点的工作,凌驾于一切”。

工作组目前具体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入户面访与结果日报。

每天分上午和下午两个阶段,工作队三人与包组干部一人一起入户开展访问工作,每天能够访问二至三个村民组。

访问的重点对象是从武汉、黄冈、鄂州等地的返乡群体,对他们要每日测量体温,说明事件的严重性,提醒注意事项,比如出门戴口罩等,对“顽固分子”还要警示。同时要做好信息摸排工作,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从哪里回来、密切接触者等方面的信息,并填写五类不同的表格,分别是发热每日情况登记表以及汇总表、从武汉等外地流入的人员摸排登记表、市密切接触者随访每日情况登记表、村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日报表。

有关摸排工作的文字表格工作由村干部完成,最终由工作队向街道办每日汇报最新情况。

二是监督落实与完成指示。

作为市里下派的人员,他们还要负责监督村内各项防疫工作的落实情况,完成上级的各项指示与安排。

以宣传为例,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是否到位。一方面是如“过春节,不走亲访友,不是人情淡薄,而是生命第一”等各种横幅标语的张贴,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从严从重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倡议书”等可视宣传品的发放,这些东西都是根据上级要求制定的;另一方面是以村广播系统为主的可听宣传。村内一直有一套“村村响”广播系统,以村两委为控制中心,每个村民组都安装一个大喇叭,24小时循环播放疫情的进展与各项工作开展。为确保防疫工作做实,他们每晚还要在村口检查人员出入登记等情况。

二、理事会的舆论引导、物质捐助分配和摸排信息的完善

由于宗族传统较强延续下来,村里一直存在一套民间的组织与动员体系,后来合法化为村理事会。

理事会不同于基层组织,它们自主运行,管理村民组事务,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涉及村民组的事务如果没有理事会的参与和讨论,就难以有效实施与推进。根据村民小组的数量,村内共有七个理事会。每个理事会成员一般是五到七人,年龄通常是50至70岁。他们是乡村贤达,有着比较强的公共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村民组内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

面对村民组内的公共事业时,理事会能够动员本村民组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比如在面对突发事件如疫情时,为维护本村民组的安全,他们自主行动了起来,成为疫情防控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具体工作主要三方面。

一是正确的舆论引导。

作为村民组内的权威组织,根据疫情的相关情况以及村两委的要求,自觉在本村民组内做各种疫情宣传与疏导工作,塑造出正确的舆论氛围。按照村民说法,就是引导群众向好的正确的方面走。比如,理事会成员每天都会在各自湾内自由走动,向村民宣传上级的政策与措施,劝诫村民少出门、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参与聚众赌博等行为,而且对少量顽固分子进行警示。通常,村民组内的村民都必须给理事会成员面子,执行相关措施。

二是医用物资的捐助和分配。

由于村集体医用物质比较有限,尤其是口罩,很难满足村民的需求,四五个理事会就在本湾子内召开村民大会,动员他们捐款,用来购买基本医用物质。按照有钱多捐、没钱少捐的自愿原则,村民大多数会捐款。如其中的一个湾子约270人,理事会总计募捐到4000元,采购了1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20公斤巴士消毒液等医用物资。在此基础上,理事会作为牵头人,经过讨论与协商,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分配口罩。同时,由村委会雇用专人,运用理事会所购的消毒液在本村民组内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灭菌。

三摸排信息的完善。

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村民外出务工是常态,村庄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村干部对流动人员的信息难以准确和完整掌握,但是理事会却比较清楚。村民组内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相互知根知底。因此,理事会的工作一方面有助于村两委的流动人员登记,另一方面有助于村两委及时掌握新情况,如曾经有五个感冒发热人员,是由理事会向村两委汇报的,目前已恢复正常。

三、志愿者的轮班值守与尽职尽责

志愿者是村内的积极分子之一,在村内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荣誉。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志愿者主要以党员为主,年龄在40至60岁之间,他们比较有党性,有公心,有奉献精神。疫情发生以来,他们成为村庄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村两委的动员下,他们不仅没有排斥与畏惧疫情防疫工作,而且自愿参与,但没有任何工资与报酬。按照村干部的说法,“他们比较有大局意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了”。

村内党员总计有37人。由于所需人员有限以及工作的要求,志愿者共有10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村口轮班值守,做好进出人口的统计登记工作,并测量体温。一进村就可以看到他们戴着医用口罩,手臂上带着红袖带,上面印着“新时代文明志愿者”几个黄色字眼。由于村内只有一个主要进出口,按照村两委的安排与部署,在村口设置检测点,一班次2人,分为三个班次,实施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控。

四、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与村级组织体系反思

从笔者所调研的村看,由于防控氛围已经形成,目前村民基本上是自主实施居家隔离。如果出门就戴口罩,没有戴口罩的尽量不出门;一些顽固分子也软化了。这主要得益于村内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而这些非基层组织的有效动员有赖于两方面因素。

从外因方面讲,以工作队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发挥了作用。

作为市里的下派组织,工作队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威,掌握了丰厚的资源。一位工作队成员表示:“一方面,我们信息比较准,根据文件精神,我们不允许瞒报漏报等现象;另一方面,我们重在督促落实,不然的话,无组织无纪律。”在及时获取正确的权威性信息的基础上,工作队的入户随访等直接途径与形式,凸显了上级干部的在场作用,强化了宣传与引导的效果,“我们一天走几次,村民不得不重视”,从而加速了村民观念的快速转变。

从内因方面讲,以理事会和志愿者为主的各种村内社会力量功不可没。

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村内各种社会力量被激活。一方面,以理事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通过运用熟人网路,进一步强化了上级组织和外部力量的宣传与引导,从思想上加强了村民的防控意识,同时从物质上保证了防控行为的有效落实。此外,还能配合村两委及时完善各种摸排信息。另一方面,以党员为代表的志愿者,通过运用党员的身份意识与荣誉,以轮班值守的方式,对整个湾子实施全天候防控,保障了整个村庄的安全。

最终,通过内外力量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用,非基层组织成了村内防控网络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成为疫情防控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招:一方面引导村民的心态,规范村民的行为,另一方面避免出入者对村庄构成的潜在威胁,维护村庄的动态安全。

突发事件不仅考验政府统筹全局、领导一切的能力,同时也能检验基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基层组织集体统筹与协调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非基层组织力量的重要作用。正如一名村干部所讲:“形势太严峻,所有人都出点力,就可形成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共同打一场有组织的防疫战。”否则,疫情防控工作要么走向形式主义,要么放任不管。

由于湖北地区在2002年实施合村并组,撤销了村民组长,基层组织体系被极大削弱。另一方面,村级组织的集体资产的不足或流失以及财权上收等原因,导致基层组织的物质基础也遭到极大削弱。因此,在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与治理资源弱化背景下,面对突发事件时,基层组织作用并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在面对疫情时,即使是村两委,往往也有心无力,正如一村干部所说:“主要还是靠个人,干部的力量是有限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但因疫情蔓延、扩大,面临死亡的威胁,疫情成为村内的首要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私统一起来,干群利益趋向一致,村庄的凝聚力与团结力空前增强,村民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被最大程度调动。

在这个过程中,各项工作能够有效实施,并不意味着村级组织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提高了,而更多是因为非基层组织的力量,尤其是以宗族性为底色的理事会被动员起来,构筑成了一张全面的防疫网络。

在疫情退去后,村内的首要矛盾就会发生改变,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理事会等非基层组织是否还能够被有效动员起来,就值得探讨。而基层组织弱化的局面是否需要改变,也同样需要探讨。

责任编辑:周尹瑜 CN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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