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法学教育的起点，不能忽略20世纪初日本法政大学专为“清国”留学生设立的法政速成科。当时，经历了“庚子之变”的满清政权，不得不祭起新政大旗，期冀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而期间通过变法修律，收回治外法权，也成为挽回清廷颜面的急务，但要制定法律，则非有专门的法政人才不可。然而，当时各地法政学校还在筹设或起步阶段，因此法政人才供不应求，尽管派遣“游学”生出国学习是条捷径，不过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又难免增加人才养成的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法政人才的“速成”教育应运而生。
据相关材料记载，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是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而创设的。在现代史上毁多誉少的曹汝霖，曾在其回忆录中述及速成科设立的缘起。当时，即将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卒业的范源濂，与将从东京法学院卒业归国的曹汝霖商议，认为其时国家人才缺乏，但又不可能立刻造就，于是想在日本办一个速成法政班。但他们认为日本法学家一般多是自己用功，写写著作，不愿意多管闲事，要想办成此事，必须找一位既是法学大家，又热心教育的人才行。曹汝霖想到的人就是最后成就此事的法政学校的校长梅谦次郎博士，因为梅博士算得上法界权威，又“对中国很关心，人亦爽快明通。”在和梅博士几次商谈后，终于决定筹办法政速成科。
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的记载来看，根据当时范源濂提出的要求，法政速成科的修业年限为一年，后来增至一年半或两年，以示“速成之意”，由此可见范源濂等这些青年学子们“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由于速成科借用法政大学的校舍，时间上不能与该校普通科的学生冲突，加之其教授由梅谦次郎从校外约请，所以速成科学生的授课时间都在晚上；要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里，学完通常需三至四年方能学完的课程，所以学校取消了暑假，“学员皆冒酷暑，每日来校学习”。由于速成科的学生一般并无日语基础或较薄弱，故授课方式是由日本教授用日语讲，再由通译译成华语，为学生消除了听讲障碍。通译由已在日本留学有年的留学生担任，他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全程通译，课后还要将教授的讲义译成华语，几经订正校对，方能完成讲义的印刷，其工作量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做这些工作通常并无报酬，他们确实在靠“情怀”来工作的。
说到法政速成科的“功”可是真不少，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为晚清政府培养了大量法政人才。据《纪事》中的校友名录来看，有的学生归国后任咨议局议员或参与中央及地方立法，而大多数学生则从事法律实务，从推事、评事到检察官应有尽有，充实着清末或民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卒业于1905年的张知本，除了在民国时期地方或中央政府及诸多高校任过校长外，他还是30年代立法院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而卒业于1906年的居正，则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的院长；有的毕业生则到各省的法政学校任教，比如祖籍山东黄县（今龙口）的丁世峄，归国后任山东法政学堂教习，清末山东开设咨议局时被选为议员；而祖籍浙江嘉兴的沈钧儒，则在民国时期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秘书长，20世纪30年代时，任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上海律师协会主席，1949年9月，任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学界，则有福建闽侯人程树德，除了在政府的任职外，他还是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的讲师、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讲师、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等，而他的著作《九朝律考》，至今依然是法律学人案头的必读书籍。
若要讲其“过”，则是法政学校的速成科开设后，因其对欲“镀金”之人的吸引，而使后续的留学生难免学习质量下降，加之有些日本学校看到开设此科有利可图，遂纷纷效仿遍地开花，鱼龙混杂之下，终至于开设几年后在中国留学生中渐失其声誉，不得不撤销。
说到法政教育能否“速成”的问题，则需辩证地看，以其培养的人才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作为来看，法政人才确是可以“速成”的。不过，如若学子们没有修业之后的努力精进，即便修学年限再长，也可能无“功”可言。而法政一端，尤须在科班教育之后的实践，正像当时的清国驻日公使杨枢，在1905年“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卒业”典礼上所言：“然学虽速，犹未深造，诸生归国之后，切勿遽思改革，譬学医粗识《汤头歌诀》，出而应世，是直草菅人命已。但愿诸生出其所学，转授同胞，以开民智，譬犹造屋，有良工师而无材木，亦不足以展其地，并望广搜法政书籍，以资研究，务期升堂入室，然后考察我国之国俗民习，与所学相比例，斟酌而损益之，乃出执政柄，以期实行，富强或有望乎。”这些话用来告诫当今广大法政学子，依然是掷地有声的。
原标题：法政教育能否“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