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举报信转到了马建那里。之后，郭文贵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明确表示他已经知道我举报的事。”曲龙说，当时郭文贵留下话来——“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

为了不让曲龙坏了好事，郭文贵又安排手下人以曲龙涉嫌商业欺诈为名，向北京市公安部门两次报案，但北京公安均以此事系经济纠纷拒绝立案。

不得已，郭文贵找到了马建，希望安全部出面协调北京市公安局对曲龙进行查处。马建立即以安全部名义派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协调此事，但北京公安部门仍没有立案。

郭文贵又向马建提出，其已私下跟承德公安有关人员进行了沟通，明确此事承德也有管辖权，但需要省厅支持，希望安全部同河北省公安厅领导打招呼，协调此事在承德立案。

马建很快派人到河北向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口头汇报，并亲自给张越打电话，希望河北省公安厅和政法委对此事给予支持。很快，张越安排承德公安立案侦查曲龙一案。

在此过程中，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地立案，马建多次派人以安全部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希望河北公安方面能够调查审理曲龙案件。

就在郭文贵正式办理民族证券股权受让手续的前一天，即出现了身份不明人士砸车带走曲龙的一幕。

事后查明，3月31日当天带走曲龙的，就是国家安全部处长高辉、郭文贵手下保安以及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民警等10余人，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曲龙在监所内遭“熬鹰”式酷刑

反常的是，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将曲龙抓捕的承德办案民警，此后再未就枪支问题对其进行过任何询问。

曲龙回忆说，到了承德之后，他被关在承德市看守所。第二天就被外提到一个疗养院审讯，在一把铁椅子上坐了7天7夜。

“我被抓后，承德办案人员从来没有问过我枪的事。我第一次被外提至北京军区承德疗养院内‘熬鹰’的七天，全部的审讯都是围绕华泰公司股权和我举报郭文贵的事。”曲龙说。

关于华泰公司股权的归属，在其后成为曲龙被判处职务侵占罪的重要问题。

曲龙说，在铁椅子上坐到第5天，他就出现了幻觉，随即糊里糊涂地按照对方所说，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政泉公司持有的天津华泰股权，做了笔录。在这7天期间，他受到“熬鹰”式的审讯，全天24小时不许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