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先生文章全文：

近日香港几宗校园政治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先是爱国形象鲜明的教育局副局长爱子自杀身亡，竟有人在香港教育大学的“民主墙”“恭喜”副局长，此冷血行为引起舆论哗然！继而有人在几个校园张贴鼓吹“港独”标语，有学生及教授不满这些标语，竟遭校园中的极端分子粗言侮辱。“港独”虽然违反《基本法》，绝大部分港人亦不支持，但十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竟认为校方不应打压，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甚至不容许校方移除这些违法标语。

若说校园已容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便是过分夸张了，但我们的确可见有一批极端分子在校园中到处挑动仇恨对立。这些人有没有代表性？我看他们连自己的小圈子也不一定代表得了。我教书数十年，深知绝大部分学生都理性，肯讲道理，不愿犯法，走极端路线的只是极少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专院校学生会会遭到极端分子骑劫，以致有不少学生因“被代表”了而感到被冒犯？这是由于它们的选举制度使然。

香港各大专院校选举学生会“内阁”时，只需极少数的学生投票便可满足最低门槛。例如在香港科技大学，只要达到14%的投票率，选举结果便合法，有些大学的门槛更低。若某年有两成或以上的“高”投票率，那真是载入史册了。由此之故，政治上脑之人要取得各校学生会的职位，在操作上并无太大难度，盖因大多数学生对学生会搞的政治斗争活动并无兴趣。

校园中的极端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对校园及社会造成的破坏，却是影响深远，而且不易逆转，对此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并非正确做法。

年轻人在求学时期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究竟把时间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才可建立自己的事业及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有两条路可选择。第一条是潜心搞学问，增进知识，学懂怎样才可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第二条是学习“搞斗争”的技巧，并不断参与社会中的“斗争”活动，在实践中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我曾撰文早有阐释，走第一条路的人越多，不但个人及社会的生产力得益，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亦会因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创新活动的活跃而上升。走第二条路的人越多，后果则颇为不同。这些人的学业成绩通常不会很好，对社会的实质贡献不多，但“斗争”技巧却日渐娴熟。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会成功地把别人的生产成果或资源据为己有，例如立法会中无所事事、只懂“拉布”却可享高薪的人便属于此类。与之相比，绝大部分的“斗争”参与者恐怕还不会有此“成就”，他们无一技之长，在家中当啃老族或领取福利救济度日，生活无忧，却在网上匿名发表辱骂他人的“宏论”，以作发泄。

显而易见，第二条路并非康庄大道，除了在革命时期有必要懂得政治斗争外，负能量充斥的人会跟不上讲求生产创新的社会。若他们人数少，就算他们对社会几无裨益，社会或还可养得起这批不事生产的寄生虫；但他们若人数众多的话，社会生产力会因人才短缺而萎缩，一方面，社会财富减少，另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他们争夺资源时还容易内斗，进一步无谓消耗社会财富。

我们当然不愿见到此种情况。最好的防范方法便是在极端思潮萌芽阶段便将其扼杀，否则极端分子一旦人数扩张，便会产生自生能力，积重难返。读懂数理化有生产力的人反而要养活只知“斗争”的寄生虫，谁愿意寒窗苦读后再当冤大头？

客观地说，香港的大学及执法当局都并非善于斗争的人，若他们做事不够果断，婆婆妈妈，社会终会出问题。

作者简介：雷鼎鸣，知名经济学家，香港特区太平绅士，铜紫荆星章获得者；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原主任、商学院副院长，美国经济学会会员、27份国际专业经济学报审稿人；曾在香港特区政府就业、房屋、财政等十多个咨询机构担任顾问，现任特区政府扶贫委员会委员、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成员；香港《信报》《晴报》等多份报刊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