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者以民法的公平原则，为见义勇为者解除“救济之忧”，后者则是以民法“慈母般的眼神”，直接免除了救助人的法律责任。从法理上看，救助人“无条件”地不承担民事责任，不无“绝对”之嫌，但为匡正社会风气计，从法律上给予善行以有力支持，立法体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立法精神。

这种立法产生的效果，不仅是在司法层面的，更是在社会层面的。立法的重大突破之举，向整个社会释放出强烈讯号，就是国家法律支持公民善行，当公民为集体或个人利益“见危施救”，不但可以免除个体责任的“瑕疵”，更能得到法律的有力救济，不至于再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

再看地方性立法，同样朝着支持见危施救者给力。近年来，各地类似《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立法不少，从国家到地方，不断完善对救助者的奖励、保护长效机制，终将形成一个健全的法规保障体系。这些立法努力也让“彭宇案”作为“挡箭牌”的说辞，变得愈加无力。

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意大利法学家阿奎那如是说：“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德行”，不能光靠内心的道德自律，更应得到法律的引导和保障，如此，类似“彭宇案”“小悦悦案”“女子二次遭碾压案”等，才会淡出我们的视野，社会风气才会真正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