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是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写作后期，韩生学开始在政府机关内部呼吁关注“失独”家庭。去外地开会时、去党校讲课时他会留出时间专门讲“失独”。有人感动，“局长都听哭过”；也有人挖苦，告诉他“以后你分管这个工作好了”。

前年夏天，在韩生学和他单位相关领导的推动下，怀化市把“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遍布全国，“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单凭个人，某个地方的力量，能改变的太少”。

“其实国家各部委针对‘失独’家庭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难在地方落地。”在研究众多政策后，韩生学有些无奈。

而各地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大多都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这一条款。

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韩生学在参加人口研讨会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