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过谁？找过的人太多了。遭受冷眼、门也进不去，去河北不管用，我就上北京。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北京，到什么地方下车我都不懂。”张焕枝只能边走变问，“感觉就像在黑夜里摸”。

尤其是头几年，张焕枝像没头苍蝇一样毫无章法，四处碰壁，她没想明白：“自己不愿意放弃，这怎么回事？后来才悟出来，这是一种母爱。我不保护我的儿子，谁去保护？我不跑，谁去给我儿子证清白？”

张焕枝用了用力：“因为我是个母亲。和大家都一样，每个女人对孩子都一样，都是做妈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也一样。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也挺脆弱的，但这个道理我懂，我必须站起来保护我的儿子。”

刚拿到最高法的再审决定书的那个夏夜里，张焕枝搬个矮凳，坐在院子里，眼神飘着，“我说现在已经失去他了，自己又想，下辈子是不是还能见到他。”

聂树斌曾经居住的房间，现已经变成了杂物间。

“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最痛苦”

“尤其是过年过节，看到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别人都体验不到，不知道你这样难受。”父亲聂学生的丧子之痛，一直延续到今天。

聂学生头发花白，腿脚不利索。他坐在矮板凳上，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和树斌一样大的一个同学，孩子都长这么高了……不能说，一说就难受。”

聂树斌被枪决的那一年，聂学生吞了一把安眠药，抢救过来之后，不到三个月，又犯了三次高血压，一度卧床不起，无法站立，“我儿子死了把我气成这样，成了偏瘫。”

聂学生曾是鹿泉化肥厂一名工人。聂树斌被抓的第二年，单位允许儿子顶父亲的班，这意味着聂树斌本可以顶替聂学生，进化肥厂工作。

晚到的指标，让聂学生悲喜交加。当时，聂学生又被车间派为老职工代表，领着一批新来的孩子干活——他们基本与聂树斌同岁，都是“顶班”上来的。

“这一堆年轻孩子，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聂学生回到家，和张焕枝讲起车间的事情，说一堆年轻孩子们打打闹闹，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他接受不了那个打击，我能理解他，”张焕枝的眼眶湿润了，她低下头剥豆角，平复了片刻情绪，“如果见不到年轻人，或许还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