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推之下，民众苦——不少农民“被上楼”，有拆迁户在“凡不接受‘先拆迁，后补偿’的，都是这个下场”的威胁下，躺进了医院;官员也苦——没拆迁许可证明凭着“一指”就要拆的随性下，“限期拆完，拆不完、没钱拆的不要干这个县委书记了”的震慑下，他们被推向拆迁前端，只能硬上。

△吴天君资料图

可以看到，这类拆迁中充斥着“人治”的影子。吴天君在《耕地保护新论》中阐释的“新农村建设”观点，就只看到“让农民上楼”的利好，没看到他们愿不愿意上楼的意愿。到头来，被“人治”导航的推土机，俨然不顾《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和中央“1号文件”等标示着“法治禁区”的指示牌。

吴天君的强势做派，让人想起了跟他一样作风强势的“能吏”仇和，而其结局也几乎重蹈了仇和的覆辙。这很难说是偶然。它也指向了一个道理：法治社会，不需要“一指没”官员，“能吏”再能，也得守法。

吴天君主推下的那些强拆“要风得风”，也表明了当地民众土地权益与财产受保护程度的孱弱。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昨日，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聚焦了土地与房屋权益保护问题，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而土地房屋权益保护层面的制度设计，就该给吴天君式“拆迁官员”们的“一指没”冲动系上缰绳。

不生产“强拆”，只做法治理念的搬运工，应是地方官员的基本为政素养。相信在法治臻于完备的语境下，留给“一指没”们肆虐的时间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