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朱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老总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谈及这些往事,朱和平感慨道:“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朱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据朱和平回忆,朱德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朱和平说,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朱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吧。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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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朱德在安徽省合肥市郊区试验社员自制的手摇抽水机。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朱德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