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军委总部有了汽车，朱德专门规定，他的家人绝不能乘坐。有一次，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乘车去看戏，朱琦拖着一条伤腿，走路不方便也坐上车。朱德看见后立刻对朱琦说：“你下来。”可到了杨家岭，大家一下车，朱琦也到了。原来被赶下车的朱琦，又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搭了一趟顺风车。这一下，温和的朱老总发脾气了，狠狠训了儿子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朱琦知道犯了错，向父亲作了深刻检讨。
经过这一次，朱琦再也没坐过父亲的车。朱琦后来从天津回北京看望朱德时，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近半小时才到家。朱德的秘书看不下去，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朱琦却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车，会生气的。”
谈及这些往事，朱和平感慨道：“现在有些腐败分子管不好自己子女，还得从自身找原因。当家长的以身作则，子女就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
党内监督，从参加组织生活做起
1960年代，朱德在中南海家中种植起蔬菜杂粮。据朱和平回忆，朱德是唯一在中南海内种地的高级领导人。
朱和平说，尽管当时国民经济困难，但像朱德那样的高级领导人，绝不会为一份口粮操心。甚至客观来说，朱家种出的粮食数量有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爷爷这样做，为的是让家人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知道农民的不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叫不忘初心吧。爷爷常说，我们有这么大块地可以自己耕种，但种出来的粮食要让全家人吃饱饭依旧不容易。农民家里的地更少，人家要维持生计是多不容易。”
1958年，朱德在安徽省合肥市郊区试验社员自制的手摇抽水机。
作为新中国首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不仅保持了清廉节俭的家风，更主动接受监督。朱德认为，要解决党内监督问题，要从领导干部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做起，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朱和平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爷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