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村官和最后的钉子户

贾敬龙给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自辩词中表示，自己当时是公开作案，并没有任何逃跑的准备，手机里还存有编辑好未群发的自首短信，路上，他给前未婚妻打了电话，这些都能证明他枪杀何建华之后要去的目的地是长丰派出所。

但在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发表的《解开“贾敬龙”杀人案幕后的事实真相》一文中，她对此进行了反驳。如果贾敬龙真有去自首的念头，他可以从村西的建华大街上北二环，时间短、距离近。但是他实际上选择的路线却开向村南，即使最后去长丰派出所，可选的两条路线中，一条比正常距离多出一多倍，另一条需要逆行。另外，当贾敬龙被何家兄弟与治保会围住时，依然拿着射钉枪喊着“过来我就打死你们”的威胁语言。何家人认为自首其实是贾敬龙眼见逃跑无望之后的说法。

“这孩子（贾敬龙）本来就是去投案自首的，他们（治保会和何家兄弟）把人家打了不让孩子走。另外，还有自首短信，那些人打贾敬龙，当时他光顾着跑，能把短信发出去吗？”北高营村村民张伟明（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的看法，他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了贾敬龙为何有那样的开车路线，“第一，贾敬龙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丰收路的长丰刑警中队，刑事案件都归那儿管。他对桃园派出所、高营派出所不放心，之前在那儿告状也告不赢，所以才去长丰刑警中队。第二，当时参加团拜会的老百姓把路都堵住了，贾敬龙只能往那一条路跑，往人群里钻怎么钻得动？哪个人拦不住他？肯定要开车绕过去……”

张伟明对何建华的不满溢于言表。村里不少老人是看着何建华长大的，他们看着“打砸偷抢，多次进劳教所”的他入了党；再后来，竞选上了村支书和村主任。79岁的贾发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何建华曾亲口对他说，自己的党员身份是“花了6万块钱买的”。其他村民也提及，何建华雇佣外村的社会青年做打手，多位村民曾因为抗拒拆迁被打。

何建华被贾敬龙射杀之后，他的儿子何志辉便当上了北高营村村委会主任。坊间纷纷议论这是“村官世袭制”。何志辉今年31岁，毕业于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当上村主任的他仍在当初父亲的办公室里办公，除了把桌子挪了位置以外，其他东西都没动，墙上还挂着何建华在任时的照片。

被问及对“村官世袭制”的看法，何志辉反问，“你认为可能吗？”他解释说，村里当时开了选举会，长安区负责村干部选举的民政局组织了重新选举。而他选择参选，是“希望顺着他（何建华）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不想让他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白费了。谁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把命搭上的工作做成这样，我想帮他把工作做下去。”

民政部2013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中规定，选举村委会需要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竞争以及村民投票选举。据多位村民反映，当时他们并未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

张美丽算是何建华的“粉丝”，在她眼里，这位前村支书是一位有魄力的人。1985年张美丽嫁进北高营村时，内心是绝望的——这个村的穷远近闻名，每次回娘家，都会被人笑话婆家村的破败不堪，甚至还受人接济。旧村改造提出以后，住在村东头的她家是最早一批同意拆迁的村民。

“村里这些房子多气派，现在娘家人都羡慕我。”张美丽现在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耳朵上挂着一对珍珠坠子，提到女儿、女婿刚买了一辆80多万的车，不禁咧开嘴角。“我跟何建华不沾亲、不带故，我老公公去世都没这么着急，但他（何建华）死了，我在过年时就自己在家哭起来了，痛苦得不行。找这样的人不好找，能把村里建设成这样。”据其他村民介绍，张美丽的女儿目前在村委会当会计，在她做上会计之前，大队本来就已经有一位会计。

在村头，村民张瑞国主动找到《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眼中的贾敬龙和何建华。他曾和贾敬龙有过两次接触：2011年左右，张瑞国买了一堆沙子搁在村里，贾敬龙有次开车拉这些沙子时，正巧被张瑞国撞上。当时双方并不认识，贾敬龙语气冲撞，让张瑞国“把人给看清楚了”。第二次是在2013年2月27日，何建华当时带着大队的人在拆村里其他村民的房子，这时贾敬龙过去问，“谁是何建华？”何建华表明身份之后，贾敬龙对他说，“你就是何建华？这回对上号了，我就是结了婚也不拆房子。”何建华当时一气之下，让人们把贾家的房檐给拆了。但在记者反复追问时，张瑞国又说他当时并未在现场。

在张瑞国眼里，何建华“那人实干”。他和何建华“两人关系还不赖”。多位村民都说，见到当年何建华竞选村干部时，张瑞国提着钱一家一家帮他买选票。

在北高营村走一圈，现在很难再用一个“村”来定义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全是正在施工的和已经建好的高楼，农民的土地早已被收走并开发成小区，住户们也不复有从前村落里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

就在一年前，在纷纷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间，还夹着一座破旧的二层老房子，里面甚至还点着油灯。70岁的王君霞就住在这里，她是村里有名的钉子户之一。和贾同庆家不同，王君霞压根儿就没跟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村里给的评估费和补偿费并不合理，她希望能够按照《拆迁法》执行，这是她坚持5年依然不愿意搬迁的原因。

因为拒拆，王君霞经历过两次骚扰。村里通知她要收走责任田，但王君霞认为，土地并非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村政府不能强制要走。2014年6月18日左右，当时每天都会去大棚的王君霞因为嫂子病重去世，好几天没顾得上自己的菜地。再到地里时，发现自建的16个温室大棚已经没有了，种的桃树、柿子树、杏树、香椿树都被砍倒，有两个工地的人正在用推土机平地。

王君霞到高营派出所报案，但没有得到结果。她想过上访，但各部门推来推去，没有得到任何官方交代。后来，村里请她在上海的侄子来劝说，王君霞妥协了。2015年11月，她跟村委会签订了拆迁协议，拿到了自己的三套房子。但是据村干部说，因为当时过了申请时间，王君霞至今还没有拿到养老金。

目前，只剩下村东头79岁的贾发义还在坚持。在两幢30多层高的住宅楼中间，是他破旧的两排平房，前排是1960年代建的土房，后排是80年代家人一起盖起来的砖房。由于两边的楼房地基高，远处望过去，只能看到黑压压的屋顶和高耸出来的五六棵柿子树。眼下正是好果子成熟的季节，橙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

贾发义执意不拆，坚持认为，“国家让拆迁的目的是为了让百姓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利益都给了官员，这个思路不对，我就不同意。”他和老伴儿也没有养老金以及村里的各种福利，与其他拒拆的家庭一样，家里被停水停电。

村里坚持的人一个个都妥协了，贾发义一直在担心，不知道村委会最终会使用什么手段来“收拾”他。

最近，贾敬龙案成为社会热点，许多记者赶到北高营村了解情况，村治保会成员警惕地盯着这群外来的陌生人。经历村里巨变的老人们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而这些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总是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