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第二年，他主动申请了去哈佛读书，并在工作第二年结束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校长奖学金。在哈佛期间，何亮不局限于中国学生会，而是在众多中外同学的支持下成功竞选了整个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这让招生办觉得这个学生跟其他的中国学生似乎不太一样，很愿意走出舒适的中国学生圈子参与到公共的事务中来。所以招生委员会也邀请何亮作为学生委员工作了一年，评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申请人，并给予录取或拒绝的判断。也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何亮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招生委员。

用何亮自己的话说，“招生办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一下从原来被动的申请哈佛并希望得到哈佛录取通知书的人，进入到了招生办公室的里面，能够去更广泛的看到更多的申请人。以前的经历只是自己的，虽然在外人眼里已经是哈佛学子，但其实并不知道哈佛为什么录取自己。但招生办的工作让我受到系统性的训练，美国最好学校的录取逻辑、推断和思路让我大开眼界。这极大的激发了我自己的热情，我希望把这些真实的东西、把外面传的不一样的东西带回到国内。”

事实上，在肯尼迪学院，有很多人关心教育事业，毕竟这是关系到公共福祉的重要领域。而那个时候的何亮对于教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愈发想亲身体验一下为人师表的感觉。因此，在好友的邀请下，何亮开始在哈佛附近的一所拉丁高中义务任教。

何亮认为，如果能过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世界将会是另一番模样，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也能有的放矢地反思自己。而在美国当老师，正是能够真正比较出中美教育差异的最好途径。

在担任教师不久之后，何亮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又因为在招生委员会的经验，也逐渐扮演了一点孩子们的学业顾问的角色。孩子们很乐意和这个黄皮肤黑眼睛更像大哥哥的老师分享心事：高中的校园生活、梦想中的大学校园、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美国孩子的思维和眼界都让何亮感慨万千，“每次面对那些美国高中生各种新奇的思想和问题，我都难免想起中国教室里给学生们提问机会时台下的安静和茫然。也许因为我们的国情，暂时难以达到美国那样的教育标准，但是尝试做一些改进，总是好的”，“我们的孩子理应有着更生动开放的成长方式”。

为中国教育做一些事情的想法，开始在何亮的心中扎根发芽。

他希望把常春藤学校这种既学术又务实、有结构成体系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培养模式带到国内，本土化成适合中国文化的、植根于中国青年具体情况的深度锻炼项目。具体来说，“文献研读—案例研讨—模拟练习—自我反省—模范激发”是这个模式的核心。把这个过程植入课程、交流、访问和游学的各个环节，授人以渔，让越来越多的青年自觉自发地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是何亮为之奋斗的愿景。“我不敢说通过这个设计就能让谁的面貌焕然一新，事实上这种东西没办法立竿见影的。但为有意识的青年打开一扇门、提供一扇窗，没准这个小事情就能带来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