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比较大的团体，大大小小的日中友好交流团体有很多。在日本，成立类似民间组织并非难事，这些非常松散的团体管理不那么严格，个别团体难免鱼龙混杂。蒋丰2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间谍出自日中友好交流团体一点都不奇怪，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因为打着友好交流的旗号能为间谍活动带来更多方便。这并不是第一例出自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的间谍行为，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例。任何团体都可能成为间谍利用的幌子，间谍出自什么团体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日本政府一直否认向他国派遣间谍，但事实上，日本最近几年一直在加大投入、大力推动对外人力情报资源建设，利用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内阁情报调查室、公安调查厅等部门加强收集对外情报。去年4月，日本政府曾提交一份成立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中国是日本防范最厉害的国家之一，自然也是日本情报收集的重点对象。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吴怀中2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平常在与日方一些人员交流时，就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很感兴趣，经常千方百计打听各种“内幕”。以前中日双边关系较好时，日方通过正常渠道收集中国信息更容易。现在双边关系不顺畅，部分正常的渠道中断，日方对中国的情报需求反而提升，当然不能排除有人利用非法途径从事间谍行为。

日本一直强调被抓的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都是“民间人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一名学者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情报收集都带有全民性质。一些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委托，也与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间企业或企业协会也会频繁对中国某些方面或行业进行调查。蒋丰说，按照日本人的逻辑，情报都是收取经费的，是买卖关系，“间谍就像一次性打火机”。一旦出事，责任都在间谍本人身上，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所以菅义伟会说出那样的话。

“东京应寻求减少与华冲突的可能性”

日本男子被中方拘留一事经日本媒体报道后，在日本网上引起强烈反响。网友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有的说“和中国友好简直是不可能的”，有的则声称“对中国应施行不去、不相信、不理睬的三不政策”。《产经新闻》这样的右翼媒体则借此批评，中国对于可能颠覆国家体制的“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十分警惕，所以在强化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活动的监视。

“犯了什么法就用什么法处置，不要动不动就借题发挥”，吴怀中说，间谍行为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中国相关部门是在依法行事。中日双方人员往来量如此之大，如果真如一些日媒所说，岂不是人人自危，各种交往都持续不下去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在日本，给两国关系添堵的声音还不止这些。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结束后，一些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今后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敦促中方遵守国际法，接受南海仲裁结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8日回应说，面对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明确的态度，面对南海沿岸各国包括当事国的积极合作精神，日方一些人仍然不甘心走出自己臆想的局面，让人看起来有点儿“哀莫大于心不死”。

“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两个亚洲最大经济体继续艰难地寻找共识。”日本《外交学者》这样评论眼下的两国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说，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后，中日紧张关系可能再次被引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东京应该寻求减少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