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夏天，朱敏一家三代为康克清老人祝寿。前排左起：刘宁、康克清、刘敏；后排左起：刘建、王玲、刘铮、刘武、朱敏、林江红、刘进
提及“严打”中朱德孙子被惩处：“他们是被旧时代特权思想给害了”
作为干部子弟，刘建和兄弟姐妹们从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权思想”。
“虽然我们小时候住在中南海，但是上学的时候都是走路去的，刚开始上一年级就不让坐汽车，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会去故意显摆。”刘建说。
刘建认为，干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特殊化。“子弟们认为谁也管不了他，没有约束，不敬畏什么东西，这是最要命的。”
刘建说：“家里的教育就是从小让我们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敬畏，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特别是康奶奶，她从各个细节抓，比爷爷还严厉。”
朱老总给人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他第一次看到爷爷在家中对亲属发火。那时，“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就发火了。因为那个时候那样讲很危险，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说。
“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脱离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轻重的事，爷爷奶奶知道了，经常会严厉批评，甚至禁止他们回家，以示惩罚。奶奶经常告诫儿孙要遵纪守法，特别指出不能有目无法纪的特权思想。
刘建回忆说：“奶奶身边女工作人员多，她特别要求我们凡年长者要称阿姨、大姐，年轻者称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许穿内衣裤闲逛，要求孩子们在家中和单位都要始终如一。”
爷爷生前曾嘱咐过奶奶：“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刘建说，爷爷的话不幸言中。1983年，适逢“严打”，爷爷的四个孙子因特权思想严重，不听组织劝告，公开玩弄女性触犯了法律，受到了惩处，其中最小的一个在天津被处决。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后，不护短，不袒护。当有人提出请奶奶找人帮忙给他们减轻罪行时，她态度明确地表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有人说他们给朱老总抹黑时，奶奶气愤地说：“他们是他们，他们做的坏事自己负责，跟朱老总没有关系。”刘建坦言，“他们是被旧时代的特权思想给害了。”
在家里时常“唱红脸”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是位坚决反对特权的耿直奶奶。
1976年爷爷去世了，奶奶马上向组织报告，交房子并提出来她该享受自己的待遇，该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老总的车立即交，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规定，老总的文件该交的交，该退的退，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位去。组织在工作上派给她谁就是谁，负责照顾朱老总的人员，现在朱老总不在了，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原单位。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刘建的母亲朱敏也把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要求将奶奶的住房退给单位，交给组织，并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
妈妈康克清病逝后，根据妈妈临终前的遗嘱“我什么都不要”和爹爹后事处理的原则，我对爹爹和妈妈遗物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妈妈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存款就捐给江西万安县，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
二、爹爹和妈妈的手稿、书籍及有革命历史和教育意义的文物、有保存价值的礼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病逝已近两年，遗物暂时存放在她原来的办公室、卧室以及库房里。因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加之今年暖气试水时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点损失，因此，我建议：请组织上指定专人组成处理小组，作为亲属我们将遵照他们的遗愿，配合组织，善始善终处理好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
朱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被告诫不要当兵油子 给爷爷转送部队带回的礼物被责问
朱德一生从军，对部队有着深厚感情，这样浓烈的情感也自然而然地输送到了后辈的血脉里。
刘建1970年底入伍当兵。当时，他所在部队的领导长征时是小红军，才9岁，十分敬重朱德，考虑到爷爷朱德的年龄大了，便有意给刘建找些出差的事项，派他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刘建回到家，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比如：战士们在想什么？农村战士、城市的战士想什么？吃得怎么样？一个星期能吃几顿细粮？一天可否保证一顿细粮？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杀了猪，猪的下水、内脏战士们能否吃到？连队养了几头猪？多长时间杀猪吃肉？干部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
爷爷同时告诫刘建不要当“兵油子”。所谓“兵油子”是指国民党老兵，打起仗来枪口抬高一寸，领起赏来胳膊伸得最长。刘建提干后，爷爷常告诫他，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爷爷说：“部队打仗是靠着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那时候很多农村来的战士没上过学，有些还是文盲。河北邯郸的一个战士问我：‘班长，我听说人民大会堂宴会桌是能转的。’我说：‘好像是。’他说：‘听说一分钟能转300多转呢！’多可爱的战士啊！”想起早年在部队的往事，刘建哈哈一笑。
刘建回家探亲时，师长特意买了两瓶山西汾酒和两瓶老陈醋，让带给爷爷，代表部队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敬意。这是刘建当兵后第一次回家。一见爷爷，立刻行了一个军礼，高兴地把师长带的礼物拿出来。谁知，刚刚还满脸喜气的爷爷，马上面带愠色，严肃地说：“你不该收礼！你要遵守纪律，向农村来的战士学习。”爷爷让奶奶按市价给了刘建醋钱和酒钱，并嘱咐回去后一定要开发票寄给他。
对于部队中的作风问题，朱德的态度一贯明确。早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5月，朱德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华北部队。两个月的时间里，朱德整顿军队腐化，清理经商机构，一改彼时的华北军区混乱局面。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任“中纪委”书记。在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5年多时间里，根据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朱德领导中央纪委和全国各级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处理了近30万起案件，在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克服党内纪律松弛现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各级干部保持对权力恪守的“公心”。
总参谋部情报部原部长、老红军戴镜元曾向刘建讲述过建国后朱德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戴部长是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朱德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任命戴镜元负责组建总参情报部，在营房建设中，他擅自挪用了进口的楠木材料为自己装修住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了他。材料上报后，有人建议，为严肃党纪，警示他人，应严惩戴镜元。按当时的惩办条件可移送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朱德调阅了案卷后，亲自找他谈话，认真核实情况。
鉴于他的贪污数额在违纪和判刑之间，且他属初犯，认错态度诚恳。按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朱德与中纪委的同志们研究决定，对他实行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收回住房，改做公用，免去他的职务，留党察看，同时取消了他1955年将军授衔的参评资格，下放到北京崇文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在多年劳动改造中，他遇事经常检讨自己，时时告诫自己要遵纪守法。“文革”结束后，中央军委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