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任务是了解中国”

李钟赫（Jonghyuk Lee）是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中国精英政治。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建立了中国各级官员履历的大数据库，对明星官员的执政经历头头是道。但他还是在刘根法的第一个问题上败下阵来。

中国目前有多少个政党？李钟赫的答案“10个”，虽然比其他学者猜测的“60到70个”接近很多，但还不是最为准确的——答案是“1+8”，1个执政党和8个参与政治协商的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不是民主党，但他们都是被人民选择的。”刘根法充满激情地用英语介绍，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习西方政党体制时，政党数量达到顶峰，有300多个，“它们各由不同国家支持，互相攻击，十分混乱。”在他看来，政党的根本目标和职责应该是把不同阶级的人团结起来，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代表先进的政党不一定能永远保持先进。”刘根法坦言，政府管理能力、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是党和政府目前面临的四大考验，由此也引出四大风险：工作懈怠、能力缺陷、脱离群众和腐败。“很多时候腐败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不懂市场经济规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意识形态在合法性建设中的作用”恰好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凯撒（Kaisa Emilie Kantola）的研究课题，因此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重庆市委党校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参访行程对她而言尤为切题。她最想了解的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去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国代表时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此番“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也成为凯撒选择研究题目的决定因素。

凯撒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个敏感话题，“我不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具有合法性，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关心的是它的合法性来源，比如我目前正在大量阅读的西方理论中的价值情感、绩效等合法性解释。我也需要了解中国本土的理论和看法。”

与观察者网CEO金仲伟的交流给了她不少启发。他更愿意用中国传统思维和常识取代精英话语来看问题，“合法性这个词汇是来自西方的，中国传统里很少‘定性’，而是强调‘度’。合法性是一个区间概念，中国人的说法是失去民心，到一定程度就会翻船，但没有说到哪个点就是‘合法’或‘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