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忆，父亲对她说：“我求你件事，这些战士刚当兵时就来照顾我，虽然这是部队安排他们的任务，但是两年过去了，他们要复员，家里比较困难，你能不能帮他们找个工作，爸爸拜托你了。”她不理解，“您在领导岗位这么多年，给谁说一声，不能给他们把复员工作安排好了？”父亲说：“孩子，你不知道，我如果要用自己的权力办事，那事必须是公事。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有困难我要自己解决，爸爸只能求你帮忙，你看爸爸的身体，辜负了这些孩子，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这一代人了，共和国再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了。”她说。

谈自己

“姓‘耿’不是我能选择的”

“政事儿”注意到，接受采访时耿莹数次强调，“‘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她表示，“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外界应该更为平等地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

“耿飚姓耿，我自然也姓耿，我身上流淌着耿飚的血液，遗传着父亲的DNA，这不是我能选择的”，耿莹称，“父亲的光环始终是父亲的，父亲的功劳也只属于他，跟我没关系。我的光环必须靠自己努力。”

“政事儿”发现，耿莹早自学生时代就一直挑战自我。当年父亲拒绝把她从地质学校转到军医大学后，她在地质队工作了10年，直到文革爆发。文革后，她进入北京制药厂工作，期间自学医学，考取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研究生。学医时，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国画是她儿时培养的爱好，她又拜师学画，并学有所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耿莹决定出去闯荡闯荡，只身来到美国。当时她已年近五十，一句英文都不懂，可一到美国，她就拍胸脯放出了“大话”，“我说你别看我，一个英文字不会，一句英文不懂，三年以后我在美国横着走，他们就说我是北京菜鸟，那就说这北京菜鸟够凶悍的”。她从小摊起家，自己设计做项链耳环，画国画，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拥有了六亩土地和54棵果树，还自己买了房子。

“我一生做什么事情，我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只要我决心去做，我一定有头有尾把它做完，这是我爸从小就规定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