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现在只要有嫌疑人在警方控制之下出事，警方往往不具有面对舆论质疑的公信力。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并提供足以让舆论信服的结论，执行此案的同级警方主持调查将很难有说服力。调查组的“第三方”性质越明显，效果将越好。目前家属和律师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官方应就警察执法纠纷的调查进行机制性构建。

第五，虽然涉事警察“掩盖事实真相”作为一种可能性不应排除，但是如果认定整个警方有对事件处理全过程造假的动机，坚持只要基本案情不推翻就不可信，则不可取。中国司法系统没有对这个基层案件造假的任何理由。中国抓了那么多高官，周永康都被拿下了，公安系统落马的非个别人，有什么理由庇护一个执法现场出现的过错呢，如果这个过错的确存在的话。

第六，事情一出来，家属一方的指控迅速在舆论场占了上风，警方的通报则显说服力不强，这样的局面一再出现，已成“痼疾”。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综合突破，否则它对国家治理资源乃至政治资源的消耗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几百万警察守护着世界最庞大社会的安宁。一方面要严厉治警，尽最大努力提高他们的执法准确度。一方面社会应始终把尊警爱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二者舍其一，都将是中华社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