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儿”发现，担任最高检控告检察厅厅长时，穆红玉已开始“间接”跟和中纪委“联动”。

她曾透露，在十八大强势反腐的大背景下，为了畅通群众举报职务犯罪渠道，最高检与中纪委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她所在的控告检察厅则与最高检相关业务部门“建立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定期通报举报线索移送、办理及实名举报答复等情况”。

山西反腐局势

“把塌方式腐败的底子清出来”

“政事儿”注意到，此前担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的是李欣然。李欣然是名纪检老兵，曾任中纪委案件审理室审理一处处长、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等职。去年11月，他离开第六纪检监察室，接替“空降”贵州任贵州省纪委副书记的黄文胜，出任中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

在第六纪检监察室负责对接的四省份京津冀晋中，山西无疑是一个治腐压力颇重的地区。“政事儿”发现，今年以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对山西反腐至少有两次重要表态。

第一次是今年1月25日，在山西省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王儒林说：山西“不能腐的长效机制正在逐渐形成，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信心、信任有了明显增强”。

第二次是今年3月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山西团开放日上，王儒林讲述了官员让企业集资3.9亿买飞机等三个从未公开的腐败案例，强调：山西反腐要减存量、遏增量，减存量的任务更大、更棘手、更艰巨。为了减少腐败存量，在全省开展了问题线索大清理，力求把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底子清出来，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可见，历经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的塌方式腐败，目前的山西正在经历“减存量”的爬坡关键时期。能否顺利通过这个关键时期，能不能彻底将塌方式腐败的底子全部清出来，无论是对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山西省纪委、对接山西的第六纪检监察，都是严峻考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政事儿”采访时表示，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反弹，这是山西目前的反腐重点。对此，既需要保持以往的反腐态势，也要加强执纪监督的力度、畅通群众举报的渠道，同时也要提升依法反腐的水平。此前，新一届山西省级领导班子已经交上了表现不俗的反腐答卷，此番由在最高检工作多年并熟悉信访举报、党务、立法等工作的穆红玉出任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可以为山西治腐助力。

穆红玉

王岐山“用兵”特点

“决不能形成自我封闭的小循环”

“政事儿”注意到，此前不少评论人士提出，选拔纪检系统外“新人”进入中纪委内设机构担任要职，这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用人特点之一。

“政事儿”统计，自2014年第二次中纪委机构改革以来，在穆红玉之前，中纪委至少选中了11名纪检系统外新兵。

其中，7人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单位：中央文明办原专职副主任徐令义调任中纪委驻中央办公厅纪检组组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喻红秋任中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