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援引证人黄德桥（动物部原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明两人不能承接，“首先是两人均未达到高级职称，根据动物部的规定不能承接服务项目，也没有经费本；其次，两人的本职工作是为动物部承接服务项目，否则会造成公私不分。”

对此，两名被告人均表示很冤枉，“其他同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要跟别人签合同，就可以去科研处领经费。”敖红认为，自己多年来都只是个讲师，就是因为不能参与科研项目，拿不到数据，出不了高质量的论文，因此“打擂台”时每次都落败。她曾要求不做这个主任，但被领导拒绝。

黄爱民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校长曾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开展科研项目，难道不允许？”他认为，如果不许一个教师开展科研项目，那他就没法在学术、职称上前进，这是很粗暴的规定。而且，自己能做很多技术含量高的项目，例如建模、打针、灌胃等，如果只是承担行政职责而放弃多年积累的技能，显然不合理。

敖、黄的辩护人都认为，“这个所谓规定只存在于动物部的会议记录，但至今我们也未见真容。这条所谓规定，不仅违背了复旦大学主管科研的科技处的相关规定，也未经庭审质证。如果以这样一份道听途说的证据作为量刑依据，显然不当。”

激辩焦点之二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贪污金额是否合理？量刑是否过重？

实验动物需要特定的温度、湿度、气温、噪音、饲料、饮水等条件，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维持这一标准，为实验的动物提供打针、灌胃、造模、转基因保种等服务，记录死亡的数字。敖红介绍，动物实验室一般只是代养、管理大鼠、小鼠，明码标价一天多少钱。

按照敖红、黄爱民的陈述，他们“接私活”不是接这样差不多的，而是例如保种、模型等，这种服务产生的利润较高，能套取更大的利润。有些是上课的研究生找到他们，觉得效果不错，后来又多次合作。

辩护律师认为，不能把两人的劳动报酬、合理支出等也算入贪污金额，147万元的金额太高。原审法院认为，不论是以动物部名义承接的业务，还是以被告人名义承接的业务，凡是利用动物部的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完成的，其收益理应归属于动物部。

黄爱民说，承接实验室服务项目的成本主要是购买动物、试剂、车费、餐费等，套取利润就是将别人支付的校内凭证附发票直接去财务处报销，扣除一些成本就是利润，二人基本均分，其个人拿到约55万元。假发票从上海火车站购买的。

检察官则认为，原来的金额有280多万元，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审慎认定为147万元。根据现行刑法，判处十年徒刑在法定幅度内，并无不当。

自述：“希望戴罪之身还能有用”

庭审中，会留出时间让两位上诉人单独陈述。

敖红——

学校领导找我谈话，我主动交待，案件侦办过程中都坦白，积极配合，有自首情节。多年以来，收入都不高，也没买房，一直租房住，但退赔时，我丝毫未推脱，而是尽全力去筹钱，学校也退了三十多万回去。

家庭特殊，单亲女儿，多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养。孩子的父亲没人性，自始至终，都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义务，至今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我服刑，孩子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