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只有一些社团,可以发表各自意见。政治主张不同,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学校总共招收了8000多人,毕业3800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学不好或者家庭困难没有毕业,另外一部分就是参军了。抗战危急之时,日本人占领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对昆明虎视眈眈,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补给线也将被切断。国民党号召大学生参加远征军,联大就去了1000人左右。
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不过参军的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像我这样入学不久的新生学校不建议去。对于我来说,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那时根本没有想过。

1948年,潘际銮(圆圈标注者)清华大学毕业照。
告别的时刻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整个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到了1946年5月才停课。当时学校提出,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我选择了清华。
5月4日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
整个抗战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生活和治学。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俄国教授普罗霍洛夫。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我掌握了学习的本领,那么研究生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探索真理。
我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我得保证每一个焊缝的质量。因为整个工程的安全可靠,事关重大。
1993年,我受命担任南昌大学的校长。我发现校园里打篮球、谈恋爱、跳舞的学生很多,跟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肯定能毕业。但当年在西南联大,淘汰率很高,而且很自然。我就结合实际,学习联大的制度,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激励学生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