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学校没有公开的党团组织，只有一些社团，可以发表各自意见。政治主张不同，但师生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学校总共招收了8000多人，毕业3800人左右，其中一部分是学不好或者家庭困难没有毕业，另外一部分就是参军了。抗战危急之时，日本人占领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对昆明虎视眈眈，滇缅公路这条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补给线也将被切断。国民党号召大学生参加远征军，联大就去了1000人左右。

抗日救亡是当时联大师生的共同目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不过参军的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像我这样入学不久的新生学校不建议去。对于我来说，10岁就穿梭在炮火之中，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所以读书纯粹为了求学问，将来能够救国和报国，功名利禄那时根本没有想过。

1948年，潘际銮（圆圈标注者）清华大学毕业照。

告别的时刻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刻，整个联大师生欢欣鼓舞，在蒙蒙细雨中奔走相告。但西南联大没有立即结束，到了1946年5月才停课。当时学校提出，未毕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我选择了清华。

5月4日结业典礼的那一天，全体师生到校园后山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冯友兰教授宣读了受校方委托撰写的碑文。悲壮激越的校歌响起，凝视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意识到告别的时刻到来了。

整个抗战八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丰富的经历教会我如何去生存、生活和治学。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俄国教授普罗霍洛夫。如果说在西南联大我掌握了学习的本领，那么研究生阶段，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则是学会了如何去精研理论、探索真理。

我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大家对焊接没有一点概念。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我得保证每一个焊缝的质量。因为整个工程的安全可靠，事关重大。

1993年，我受命担任南昌大学的校长。我发现校园里打篮球、谈恋爱、跳舞的学生很多，跟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大家经过高考进了大学，就如同进了保险箱，肯定能毕业。但当年在西南联大，淘汰率很高，而且很自然。我就结合实际，学习联大的制度，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激励学生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