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回忆往事时，说过毛泽东评价江青缺少自知之明。他肯定了江青的某些能力、特色，只说她在‘德’字上不够。

“哼，蒯大富，‘文革’中的一个学生娃娃，他经历过解放前的革命斗争吗？他懂得什么？他真的懂得江青么？江青如果不在高位，只是一个普通人，顶多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作风不正派的女演员，就是她的地位害了她，也害了无数人。”

进入中纪委后，汪文风当选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中纪委委员。“我一直在做纪检工作，1992年从中纪委离休。”2004年1月，他出版了《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对“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有过深入研究的作家徐晓说：“仔细思考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背后，不仅仅是一群中国人表达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之情，还有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强烈不满。他们不知该怎么做，无形中，周恩来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他们想表达的，想突破的，但，仅仅以一种意识形态去批评另一种意识形态，似乎是不够的。”

徐晓所提出的思考，不知汪文风，这个个人命运伴随中国政治命运起伏跌宕的沧桑老者，是否也深思过？他对自己的这本书满意吗？

“我惟一的不满就是不能尽情地写。”汪文风沉吟片刻。“这关乎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无法想象，有些战斗英雄，浴血奋战，建功无数，可就是在‘文革’中，政治头脑不够……现在把这些曝光有什么意思？在审案时，王鹤寿说，汪文风，你一定要给我守住了，不要扩大。你想想，如果扩大，就会再次形成你揭发我，我揭发你的场面，那岂不又成了天下大乱？所以，不可写，不可说……”他轻轻地摇着头。

“也许可以保存副本？”

“如果再有红卫兵来抄家，怎么办？”结束时，他再一次发挥了幽默天性，“开玩笑，开玩笑。我想还是保存在我的脑中最保险。”他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