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孟书记的问题导向很明确：请专家们说“干货”！“有建议和反对意见，我们都很尊重，(你讲的)即使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也能帮助我思考。都唱赞歌，这个会就没意义了，就变成自娱自乐了，我就白开了！”

陈甦自承“一开始有些忐忑”，但说起来也打不住话匣子：“治国理政千头万绪，其实就在一个‘信’字。统筹规划司法改革，最终目标都是提升和巩固整个社会对司法的信任。有些地方的维稳措施为什么不靠谱？因为一是靠安抚，二是靠吓唬！”

当他讲到“法官延迟到65岁退休，比员额制更能提升资深法官的尊荣感，发挥他们的作用”，孟书记笑着插话：“你觉得这个制度可以？”陈甦答：“我觉得很好，简便易行，对提升政法队伍内部信心非常有效。”孟书记点点头，在本上记了起来。

陈甦讲完后，孟书记还点评：“蛮好，我们集思广益，更多角度就可以更接近真理！”

这两年，这样的礼遇，对不少法学名家来说并不陌生。

就在2015年12月3日，卓泽渊在内的多位专家都应邀出席了中央司改办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召开的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在每个地方的政法部门介绍试点实践后，都有多位专家当这些法官、检察官的“老师”和“体检员”，提出专业点评和意见建议。

今天的座谈会上，“体检员”们的尖锐矛头之一，指向司法责任制改革。

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季卫东说：“我们其实不缺乏机制，但我们目前是‘结果责任制’，很容易掉入窠臼。法官的权力清单现在梳理得不错，缺的是抗辩清单……”

讲到此处，他看到一直在记的孟书记，笔写不出水了。有点想停下等等，但孟书记没有打断他的发言，而是极小声地、几乎是用口型让工作人员：“把包拿过来……”

这期间，其他人都很安静，整个会议室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季卫东的慷慨陈词上。

工作人员拿来一个黑色公文包后，孟书记自己翻出了一支新笔，很感兴趣地接着记。专家们看到，不是什么“金笔”，就是最常见的、握笔处有一圈黑色橡胶的黑色水笔。

愿意当法官、检察官的青年法学人才不足，是多名专家共同的忧心。

当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贾宇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高素质的政法专门队伍，建议重视五所政法大学的法学人才培养”，孟书记点点头：“学生就业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