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腐败之下，则可分为家族式腐败和集团式腐败两种结盟方式。“前者是基于血缘产生的自然信任。当一个人竭力靠近权力中心，同在官场的家族成员朝着共同的家族利益'使劲'，会让他产生一种安全感。至于后者，少了'家族内多人为官'的前提，只能更多地依靠朋友等非血缘关系结成联盟，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腐败、结党营私等就属于这一类。”王长江说。

也有形式上比较个例的，如仇和等明星官员的腐败。“对待权力，有的人怕出问题，做起事来容易束手束脚；有的人则相对大胆，愿意大刀阔斧地去做事。但由于某些权力的界限不清晰，一些官员在大刀阔斧做事的同时，会越过权力的边界，至少会在权力的边界上行走。如此一来，最能干的人，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人。”王长江认为，必须下大力气改革，为愿意干实事的官员提供足够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从体制上堵住腐败漏洞。

王长江在不同场合表示，看住权力才是堵漏的根本。“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让更多眼睛通过更多渠道进行监督，比如政党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很多国家的监督手段已经十分丰富和健全，但即便将它们全部用上，腐败也只是'得到有效遏制'，远没有被根治。更别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权力的约束分为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以及权力的横向约束，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等等。”王长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反腐还是初步的，处在由治标（震慑打虎）向治本（制度反腐）演变的过程中。“现在一谈到对权力的约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对下的约束，如加强垂直领导、派驻巡视组等，这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力度也是最大、最有效的。从下而上的约束呢？横向的约束呢？不能说没有，但与从上往下的约束相比，就是一种'跛脚'状态，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将权力约束起来，形成制度反腐。”

因“老虎”落马频率不降反升，有人担心，一旦反腐过头，可能伤及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政治稳定。王长江对此极不认同。“腐败最大的危害是对规则的破坏。短时间内，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使市场或权力体制出现某些真空，但我们要相信，市场和权力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巨大的，这个真空很快会被很健康地填充。如果因为这点风险就对反腐收手，等于是长着一颗毒瘤，迟早会出大事。”（《环球人物》记者 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