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全程参加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3月15日，总理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一条爆炸性消息吸引了公众视线。

仇和落马了。

中纪委网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与他在公众场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形成鲜明对比。3天前，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仇和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

但质疑者认为，仇和“任性”的背后，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一名宿迁官员昨日表示，“我们早预感到他要出事，但没想到会在这一天”。

最后的沉默

就在仇和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当天，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云南日报的头版。

另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是在2014年底云南省委常委的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仇和对个人工作公开反思：“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这种反思与仇和惯有的形象不符。他在公众面前的标签最常见的就是“要拼了命的干”，铁腕和实干。

之前，仇和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很久。这四年间，云南官场屡次传出仇和被举报甚至是被调查，或者是被外迁的消息，最终都不了了之。

这似乎也是仇和的一种风格。他在江苏省副省长的任上，回答媒体对他低调的质疑时，他说过，当一方主官是一种风格，当执行者是另外一种风格。

尽管没有以前高调，但仇和在云南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却并未消退。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市委书记。“改革官员”在昆明的履新措施，占据了各大报纸版面。

“仇和新政”是一整套有关城市的系列改革，包括了整顿吏治、滇池水系治理、城市绿化、强力拆迁改造城中村和超常规的招商引资等。整顿吏治和水治理，给仇和带来了民间声望，但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城市绿化和招商引资，也给仇和带来很大争议。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省委书记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提到空前重要位置。

不少昆明官员认为，这次批评直接指向了仇和，这是仇和仕途失利的前兆。从2008年到2011年，仇和在昆明迅速启动了大量城市建设，其中惹来民怨最大的，就是强力拆迁城中村。

“一意孤行”的书记

杨维骏对仇和的落马并不意外。

杨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因长期实名举报云南官场腐败问题而闻名。在这位93岁的老人眼里，“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

杨维骏回忆，2007年仇和“空降”昆明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这位明星官员怀有期待。希望这位“在江苏这种发达省份历练过的新任市委书记能够重视和解决昆明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设一个新昆明”。

杨维骏说，上任后不久，仇和曾亲自到家中探望他，征询他对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见。同行官员告诉杨维骏，“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仇和当即表示，愿意邀请四位专家同杨老共同讨论滇池治理问题。

但这次会面，至今没有下文。杨维骏曾多次跑到市委打听，但工作人员均告知“仇书记比较忙，再等等。”

杨维骏曾试图通过正常途径建言献策，指出仇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不考虑昆明实际、贪功冒进的问题。2011年，经过实地调研，杨维骏通过昆明市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对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后迟迟没有音讯，老人后来选择在网上公布这份意见，但是两种途径均未得到仇和的回应。

“他之所以后来不见我，就因为我提的反对意见都是他预备实施的。”杨维骏分析。

之后，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仇和的主政思路正是杨维骏所极力反对的毁乡造城模式。

“他这人一意孤行、听不进别人意见。”杨维骏说，他经常接到云南各地民众针对政府官员的举报。其中关于仇和的举报，均集中于强拆事件。

2008年，刚到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开始策划强力拆迁城中村，在内部讲话中，他描述拆迁的原因，“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

当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惹来非议。城中村改造，面临着“扩大化”的质疑。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

2010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路同行的神秘商人

“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得知仇和被调查，宿迁一名官员说了这句话。

这位官员透露，今年二月底，宿迁市委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证实，宿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正在接受调查，并因此请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仇和要倒霉了。”该官员称。

梳理仇和的执政路线，会发现这个浙江籍商人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

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也和刘卫高有关。

在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口号中，一直有一句话，“带来百万，带走千万。”这句话所说的，正是刘卫高。

刘卫高，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一名当时招商的官员回忆，2003年前后，刘卫高带着一百多万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正是此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

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

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商贸城项目，刘卫高拿了3000亩地，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实际占地面积不足千亩。

一名本地人士称，刘卫高在宿迁投资的项目包括游乐场、商场、写字楼和至少四个高档小区。宿迁市如今正在建设的新CBD项目，就是中豪集团的投资。“他一个人就盖了半个宿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