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称，为了零容忍打击销售假药犯罪，降低行政成本，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只要具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同时，最高法司法解释称，是否是假药应按照有关药品管理法规认定，药品管理法规规定走私未经国内审批、许可的药即认定为假药。

“法学界普遍认为，目前关于药品管理的法规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药品管理法是行政法规，而不是涉及行政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效果问题，所以它的要求很低，违反了则属于行政违法，但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把它等同于刑事违法，这属于法律效应的扩大化。第二，在一些国家得到许可的药品，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批准文号，就被认定为假药，这其实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

阮齐林说：“当然，相关法律出台时，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但现实的情况是，外国先进的药、物美价廉的药，不许可就不许进来，谁把它弄进来就涉嫌销售假药，实质上给我国患者求医问药人为增添了障碍。秉着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应当考虑对相关法律予以完善。”

此外，阮齐林建议，如果有人涉嫌参与销售未经许可的进口药，但没有患者因药品质量问题对其进行起诉，亦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法院应当从轻处理。

☆医药专家

进口药品虚高定价亟待解决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指出，中国内地药价比国外贵是普遍现象，这反映出中国进口药品的虚高定价。中国进口药品都有一个进口关税，加上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所以价格就高。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仿制药不需要研发费用或支付专利使用费用。陆勇购买的印度仿制药在药监部门眼中就是假药，是因为药品研发者在中国已注册专利，目前还在专利保护期，中国不会批准印度版的仿制药销售。

记者了解到，仿制“格列卫”之所以在印度合法，是因为印度已通过该药品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指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

庄一强表示，国际上也有强制许可制度，譬如针对SARS、埃博拉等突发严重疾病，各国可自行生产仿制药。我国也有“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至今仍未有药物强制许可的先例，这是因为强制许可的范围：“公共利益目的”和“国家紧急状态”的外延很虚，实践中难以量化。

庄一强认为，目前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第一，我们国家进口药品的虚高定价怎么去解决？第二，印度推行药品强行仿制，中国是否也应这样做？第三，我国已经有了大病统筹、大病医保，能否将白血病、尿毒症等患者囊括入内。

京华时报记者杨凤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