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首席记者 关庆丰)今天上午，《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画传传主的家属--万里之子万伯翱、习仲勋之子习远平、谷牧之女刘燕远、任仲夷之孙任歌、项南之子项雷等人出席了座谈会。
习远平和项雷作为家属代表发言。以下是新京报记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习远平发言摘录：
父亲曾感慨，改革开放不是一个人搞起来的
今天人民出版社在这里召开《改革开放元勋画传》出版座谈会，让我们再一次重温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难忘的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心情难以平静。
就在前天，我受母亲齐心的委托，参加了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黄静波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送走了这位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与父亲一起奋战过的老同志。黄静波同志也是当年在西北高干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的陕甘宁边区的干部，他当时担任清涧县委书记，毛泽东给他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为什么要提起这位老同志呢，因为他是当年我父亲奉中央之命主政广东时，向中央要到广东的第一位干部，他本来已经被安排到吉林省工作，正准备去报到，我父亲一声召唤，他就跟随我父亲来到广东。先后担任广东省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和副省长等职务，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使我想起十多年前，父亲在深圳休息的时候，有一天得知曾担任过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伯伯生病住院，他要我陪他去广州看望。父亲当时也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我劝他派我们子女或秘书去慰问，可他执意要亲自前去探望刘田夫伯伯。在去广州的旅途中，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不是一个人搞起来的，我在广东能够打开局面，也是因为身后有许多像刘田夫这样的同志坚定地支持我工作。
记得1997年，在深圳举行的香港回归庆典上，我父亲与谷牧叔叔久别重逢，两位老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深情地回忆起在改革开放初期共同经历的那些艰难岁月。
父亲那些年在广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得到了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特别是叶帅的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初创的年代离我们才多远呢，不过三十余年的岁月，可是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披荆斩棘的开拓者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是十分有意义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些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创建者和开拓者们，更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广东工作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我父亲是1978年4月5日离开北京南下主政广东的，书里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在机场为父亲送行时拍摄的。当时父亲已经六十五岁，而就在几个月前，我还陪父亲住在洛阳耐火材料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忽然接到通知，作为政协全国五届会议的特邀委员，要我陪他去郑州的情景。他从河南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是标志着他正式结束了十六年接受审查的岁月。不久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南下主政广东。他在广东派来接他的吴南生和陈仲旋同志陪同下，从北京飞往广州，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接到了广东省党代会的会场，马上就投入紧张的工作，并即席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可以说，我父亲复出后一直到他最后离开工作岗位，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特别是主政广东期间，他一天的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能跟上他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在他的意识里，就是希望把一天当两天用，将十多年不能为党工作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
我和父亲说了“偷渡外逃”见闻，父亲心情沉重
父亲刚到广东，中央给他的任务是肃清“文革”流毒、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决广东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如叶帅在他临行前语重心长地交代的那样，广东毗邻港澳，表面稳定，实际问题多多，你去之后，要根据广东实际情况，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当时广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偷渡外逃严重，而现在看来，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思路，正是在反偷渡外逃过程中形成的。广东本来是鱼米之乡，但在当时，连大米都不够吃，粤北一代的许多百姓只能以红薯充饥，更不要提吃鱼了。
1978年夏天，我利用暑期去广东看望父亲，曾和母亲一起到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去参观，在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同志的陪同下，到粤港边界的沙头角一带参观，当时在沿途亲眼看到边防军带着狼狗，押送偷渡外逃群众。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回到广州我就和父亲说了自己的见闻，父亲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因为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比我看到的还要严重得多，他一来到广东，就去毗邻港澳的几个县考察、调研。回来之后，就曾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们不能把偷渡外逃当做敌我矛盾。香港、澳门也是我们的领土。群众日子过不下去往那边跑，只能叫“外流”，不能叫“外逃”。他还说，群众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跑，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发展生产，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然他们今天不跑，明天还是会跑。他当时讲了一些话，连参会的新华社记者都不敢记录，生怕父亲的言论惹出麻烦。
我父亲的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会遮遮掩掩，尤其是在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上，他从不退缩。他当时就认识到，偷渡外逃的实质，是十年“文革”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弄得民不聊生，造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与港澳地区有巨大差距，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下决心，要向中央反映广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向中央大声疾呼，要求他们打破体制的束缚，向中央要政策，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采纳了他和广东省委一班人的建议，于是才有广东改革开放的春天。
推广改革遇阻力在改革中逐步解决问题
从中央50号文件的起草，到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设立，我父亲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每走一步都充满艰辛。为了尽快在广东推开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得父亲当时曾让我母亲和黄静波同志一起到安徽合肥，看望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伯伯，向他取经，因为安徽是全国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份之一。
当时在广东，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遇到很多阻力，有的地方干部甚至公开有抵制情绪，坚决不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粮食都获得了好收成，这些持反对态度的同志，在事实面前才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正确的，值得推广。
广东清远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人指责，清远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给职工发放奖金，搞物质刺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父亲到清远实地考察后，大胆地全省推广清远经验，使广东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困扰广东多年的偷渡外逃问题，也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1979年初夏，当时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和在陕西日报社工作的刘志丹同志的女婿张光，在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黄静波同志的陪同下，到深圳考察，刘景范同志当时看完收容关押群众的地方，难过得吃不下饭。他一到广州就向我父亲“告状”，谈话间几度哽咽。而当时中央正严令广东打击偷渡外逃，但父亲认为，决不能继续采取“堵”的办法，更不能把群众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一方面层层动员，对沿海地区群众进行教育，另一方面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释放所有关押的群众，在当时有很多同志为我父亲这样的举动捏一把汗，但这一举措深得民心。随着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人民群众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广东偷渡外逃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